——抗日战争回忆录

一脱离孤岛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各报都改变了论调，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上海是瘫痪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虑着并计划着怎样脱离这个孤岛。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如像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别向后方出发；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我就是后一种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上海的，这个日期在我可记得很清楚：因为它和我从日本逃回到上海时的日期巧合，那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个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北伐时在总政治部做过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那时有过这样一种打算，想到南洋去，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同路人。

离开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只法国邮船。这船是靠在公和祥码头的，不能够直接到达，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黄浦滩边分批送去。

邮船靠的地方和当时日寇的有名的主力舰“出云号”毗邻。当载着我们一批的小划子到达邮船的时候，出云舰附近飞起了一只水上敌机，飞到邮船的头上来，故意地十分低飞，绕船三匝而去。这样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们要求乘客们躲进舱里。据说，要出了吴淞口之后才能安全。

其实这只邮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几枚炸弹的，而它却没有投。出了吴淞口后我才知道，船上满载着国民党的所谓党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谓上海闻人，都在这只船上。我们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邹韬奋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这只船上。

二遥望宋皇台

到了香港之后，我住在六国饭店。一个人在三楼临海的一间房间里住定了，情绪相当寂寞。

南京政府的抗战态度，住在上海的四个月是已经领略够了的。在军事上虽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尤其对于民众动员工作，他们是死不放松的。你要说他们不动员吧，“抗敌后援委员会”的组织到处成立了，但无非是借故敛钱，包而不办，占着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虽然有决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没有把握。南洋不曾去过，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仅仅靠着文笔的宣传，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怅。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绪又会是完全两样的。我很失悔，为什么没有和周扬同志一道去延安？

这些情绪为那阴郁的天气成了内应，夹攻着我。我站在骑楼上望着烟雾迷蒙着的海，烟雾迷蒙着九龙对岸的远山，不知不觉地成了两首旧诗。

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其一）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我是到过香港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后，我从神泉乘帆船浮海而来。那一次在香港住了将近一个月，曾经往宋皇台去游览过，也曾发过一些感慨。尔来已经整整十年了，中国的情形进步了多少呢？十年内战，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侵略，像海啸一样，几个月期间席卷了半个中国。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丝毫也不知道悔过呢！

宋皇台不又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吗？

我的古物学的知识也曾经告诉过我：那三两个堆积在一段高地上的庞大的顽石，说不定会是冰河时代的孑遗，其中会包含有更丰富的科学的意义；然而它们所关联着的一段历史悲剧，却沉重地压抑着我。

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就像流水离开了主流一样，只是打洄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