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进城吗？”我问着。
——“敌人跑得太快，”陈铭枢说，“我们赶迟了一刻。”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是走到了最前线，一方面高兴着我们还可以参加最后的一战，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谟说：“我们幸好没有赶船，如果真的由文昌门进了城，现在是成了俘虏啦。”
周围的风物渐渐映到了稍有余暇的心境里来。空气是异常清澄的，近处的树木戴着青翠而新鲜的叶冠，有的还在点滴着夜来的宿雨。
稍后几步，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嘴上有八字胡须，头上戴着尖顶的京帽，穿着长衫和坎肩，坐在路轨上面。择生把他颐指了一下，对我说：“那是咸宁县的伪知事。”在那人的旁边还有几位穿长衫的人，想来也是由咸宁带来的。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样子很镇静，但他操在膝前的一双手却掩不着他内心的恐怖，不住地在发抖。旁边穿长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随人，问他冷不冷，他只把头摇着。
我问择生：“把他带到前线上来是什么意思？”
择生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微笑说：“我们是要骇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还在替吴大帅办差，那晓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择生们还没有吃早饭，不一会有人担了一桶饭来，他们便踞在铁轨路线上吃。附近的农民围集了好些人到我们周围来，他们也异常高兴。有些人特别送来了饭菜。
——“把一支枪给我们吧，”其中有一位很勇敢地向着我说，“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经过训练才行。”我对他说着，“我们的战火还很长，将来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时候会招兵，你来应募好啦。”
正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在那澄清的空气中突然轰的响出了一声大炮。围集在我们周围的农民就像一群鸟雀一样惊散了。
——“哦，开火了！”在后边的队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
我特别把那位咸宁县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脸色骇得碧青，嘴唇变成了紫色，牙关连连地在发战。
作战的计划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师长的张发奎已经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处炮击宾阳门一带。停留在铁路沿线上的队伍进攻中和门和保安门。陈铭枢的队伍摆在南湖一带作两方的策应。目的是希望敌人出城来应战。
敌人的大炮接着又响了几炮，是正对着铁路沿线上打来的。炮弹来得很高，在我们的头上拉着风远远飞到后边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炮声，似乎我们的炮队也在应战。在铁路沿线上的左翼军采取了散兵线要开始进攻了。陈铭枢带着了一部分队伍从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宁县知事是一同带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释放，还是遭了枪毙。
敌炮的间隔愈来愈密促，中间夹着步枪的射击声。择生听着那枪声，他很高兴地说着：“吓，敌人开城应战了！”
俄顾问尤其高兴，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国话说：“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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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军号吹起来了，队伍逐次前进。我们是沿着大路走的，铁罗尼走在最前头，其次是择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谟。敌人的炮接二连三地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头的铁罗尼和邓择生时，却不免又惭愧起来。那矮小的铁罗尼，他是骑兵将校，革命战役时右边的膝头上受过伤，因此在固有的骑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层颠簸的意思，愈见像一只水鸭，但他的头部却丝毫也没有动颤。曾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也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党党地在走。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颈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一三
起初每人相隔得五尺远的光景鱼贯进行着，敌弹来得愈见密接了，铁罗尼和邓主任教我们走下路边去向田塍上散开来。他们说路线来得高，五个穿着官长服的人进行着是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的。我们服从了他们的指挥向左侧的路旁走下去。一离开了路线，斜坡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湿了的土是很疏松而泥泞的，异常难走。
走下了坡时看见了詹大悲，他是逼紧着坡脚走的，身上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经有好几处被泥染污了，他似乎跌过好几跤。看见了他那样狼狈的情形不免又生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说：
——“詹大老，你很有军事上的经验啦。”
——“怎见得？”他问我。
——“你懂得借路塍来抵挡大炮。”
没有等待他有回答的余裕，又是轰的一声飞过，詹大老把杖着的洋伞举起来在头上挡了一下。
下边的田地里是采取着散兵线进行着的我们的军队。人人都带着一个严肃的面孔，进行很迟钝，一些下级的军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确是可怜的一幅图画，要说是和驱着羔羊上屠场一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前面并没看见敌人，但听见有枪声，有些枪声来得也很近。蓦地有冲锋的军号吹奏起来，下级的连、排长高撑起指挥刀呐喊着冲锋，向前面突贯，军队跟着突贯，我们也跟着突贯。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没有遮拦的地方，看见了武昌的城郭了。那连接着的通湘门和中和门上的城楼在惨淡的白光中缥缈着，却没看见一个敌人的影子。在前头领导着的军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们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敌人从城墙头上不断地把大炮轰来，但那些炮手们似乎很少经验，也怕是由于接连的大败已经是惊惶失措，一炮二炮地都打从头上飞过，落得很远的后方去了。炮到不能打准，渐渐失掉了它的威严；我自己的头公然也不再为它低下去了。我感觉着一种嘲笑的趣味，觉得敌人是在放花炮。尖锐的步枪声，拍拍拍拍地连响着的机关枪声，也就好像是一些鞭炮。
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次的冲锋真是有点奇异。不知道是什么原故，那些军事上的指挥官在开始冲锋之前竟没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敌情，只听着枪炮声便往前冲，结果是向着空气冲了一阵。这儿自然有一个心理上的遗算。大家以为敌人一定会要背城借一地出城迎战，但哪知敌人是骇怕了的，冲锋的结果，只是明白了城里的敌人是想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
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消息，又说敌人是由保安门出了城，有一部分队伍又冲向保安门，我们也跟着冲去。
保安门外是有市街掩护着的，街坊上很热闹，卖饮食的店子早已经在开门做生意了。两侧布满着的我们的军队，都停止着没有作战。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门的敌人也还是没有开门。我们三个人便一直沿着街侧往前进，有些下级的军官注意我们，叫我们留心着流弹。城上的敌人时时在对着街路上射击，街上的居民和本军不断地有遭受流弹的人。愈朝城边走，街面愈见惨淡，铺口都是掩闭着的。我们一直走到看见了城门口的地方，看见了那严闭着的城门。这一闭关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同时也有点令人愤恨。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两扇木制而蒙着铁皮的城门，就和中国的封建余孽一样，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威力。我想到那样的古城，就拿大炮来轰也一定是可以轰破的，但可怜的是在本军的队伍中竟连那样的大炮也没有。有几尊新捕获的野炮已经运到洪山去了。后来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炮想要打进武昌城都没有打到。
从城门边上又退转去，在街面的右侧找着了左翼军的司令部，我们走了进去。在里面的一间客厅里看见了铁罗尼和邓择生。他们在一座炕床上对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择生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么事情。有好些穿长衫的街坊上的绅士们很匆忙地进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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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点幽默味的铁罗尼假装着一个失望的样子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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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语来和他应答。
客厅正中的方桌上堆着无数的肉心馒头，我和德甫、德谟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时伸出手去拿了来吃，自从离开长沙以后，整整一个礼拜，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吃食。
敌人既采取坚壁的办法，白天的战事是没有进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敌人或许会于夜间出来袭击。择生和俄顾问都要参预军事计划，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盘托付了给我。计算起来比我稍缓一步的由石城矶来的部员们在日内或者会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个临时办公处来集中这一部分人。万一在日内或者夜间攻进了武昌，各种标语和布告丝毫也没有携带，是应该临时写作的。还有附属于各军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应该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在城外四乡及入城以后的工作的步骤和范围。政治部的临时办公处决定设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学（后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和德谟两人便和他们分了手。纪德甫是要跟随着俄顾问作翻译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们再在一道了。
敌人从城墙上时常有枪炮射出，我们退到着弹距离以外迂回着向南湖走去。途中经过一些农家，他们于惊煌之中都带着亲睦的气象，对于我们表示出满腔的欢迎和信赖。他们并没有逃避的情形，有些农家在屋子里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来躲避子弹，让孩子们踞在那儿。
一四
在文科大学遇见了李汉俊和几位湖北党部的人，还有在暑假中留在学校里的几位学生，其中有两位是我们四川人，我已经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多蒙他们的帮助，在学校后部的一段楼房里，找了几间房间来做办公处。学校的中枢部和楼下的全部已经被军部驻扎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写标语，做传单，同时利用着大学的学生们向四乡去宣传。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带领的一批人还未见到来，反是在长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队人和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广东附随着政治部出发的）赶着火车先到了。正在为安置他们忙乱着的时候，择生派了人来把我和德谟找去。
我们被引到了一座小巧的洋房里，那不知道是铁道局的附属物，还是外国宣教师的住家，暂时在做着军司令部。在一间精巧的客厅中，很杂乱地呈现出一些军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国顾问，邓择生和铁罗尼都在那儿。兴高采烈地有好几种声音，好几种言语，在作着军事上的杂谈。淡巴菇的烟子和气味是很浓烈的。
择生看见了我们，他第一声问我们的便是吃了饭没有。由他这一问，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门外吃了几个肉心馒头之外，还不曾和饭见面。他吩咐了那儿的护兵替我们送了两份来，我们坐在一个角上和大家的谈话不相干地吃着。说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忘记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是吃的清炖鸡，火候很适宜，味道也很合口。
择生在众人的谈话中是最热心的一个，因为他在前本是军事上的人，第四军的主脑部都是他的旧友。他能讲德国话，能够直接用德国话来应对俄顾问的一部分谈话，或者替他们翻译。在谈笑之中也时而有军事上的报告送来。有一次是第一军的刘峙师长派人送来的报告，说他的队伍开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驻扎在铁路工程处。但那报告没有遵守军事上的格式，也没有记明时刻。会集在那儿的军官们便拿来做了讥评的中心，择生讥评的特别露骨。
——“连军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师长。”
第一军从广东出发时是派了两师人参加的，在未到长沙以前部下的队伍已经逃走了不少，一直没有上过火线。在长沙时其中有一团人成立党部，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去出席，那一团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长沙新补充的队伍，有好些还穿着长衫。但到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昌城下了，那刘师长却也神速，用火车载着了自己的兵赶到了武昌城下。
——“名将的用兵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说这话的是那颇以儒将自命的陈铭枢。
择生又来问了我们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把下半天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向他说留在长沙的大部分队伍乘火车到了，反是代杰所带领着的一部分先遣队和胡公冕所带领着的一部分的宣传大队还没有到。
——“他们大约在路上没有赶上火车。还是我们几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择生又很得意地说着，但他却没注意到他的话是有点夸张：因为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脚是踏在马镫上的。
他又简单地告诉了我们一些军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汉口的刘佐龙派了代表来输诚，交涉还没有办妥。吴佩孚在昨晚崩溃了下来便渡过了江去，大约连夜逃向河南去了。我们这一方面有第八军派了一部分队伍由白沙洲绕道渡江，已经取得了汉阳，早迟要向武胜关进军，以截阻北洋军队的来援。城里的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想来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吴佩孚的来援。但当晚自然要提防他们的夜袭，那倒是很值得欢迎的事。
——“他们要出城来夜袭，那是他们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择生用着他爱用的表现法来这样说。
待我们把饭吃完了之后，聚集着的军事上的要人们大都分头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择生和铁罗尼是要留在司令部里的，我便和德谟又回到文科大学。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敌人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有由俄国朋友驾驶的小飞机还没有到，但也不是军事用机。）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
军事上的人们在中午时分开了一次会，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的工兵队。好在这时候代杰所领率的一批先遣队和胡公冕所领率的宣传大队都已经到齐了。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两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
征发队一派遣了出去，络续便有好些梯子征发回来，有些是崭新的，有些旧得来怕已经有百年以上的高寿。凡是旧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约是用久被折断、被锯短了的缘故。爬城的地点是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长的梯子连着两架，短的连着三架，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积在南操场上，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由我自己的手也绑扎了三四架。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在夜半的时候，由各军所挑选出来的敢死队到南操场来齐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队，每小队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架，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队扛荷起去。
择生是要跟着去督队的，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告奋勇也要求去，择生不允许。他说我也走了，部里没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明天进了城之后。竟连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在东江之役本是有阵地经验的人，他都不肯让他去，只挑选了十名的宣传员带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场送着敢死队出校门，已经是两点过钟了，看着他们荷着长梯，向黑暗中消逝。天上仍然没有星月，灯火不用说是不能点的。看着这样的光景，不由得不把《易水歌》在脑里的银幕上浮现出来，不断地起着寒栗。
在敢死队出发后，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进城的准备，一方面静候着前线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时候，稀疏地听见了一些枪炮的响声。爬城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在五点钟的时候我叫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听消息结果是不出所料。因为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
在前线上虽然没有直接的交绥，但仍然有中了流弹的士兵被送转来，总司令部的卫生处是组织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伤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卫生股只有一位股长和两位股员，仍然不济事，好在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属在政治部的，她们也很踊跃地帮着做救护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点钟，邓主任和俄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从文科大学向北走去，不远更折向东首时，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里和通湘门以东的城墙平行着，全无掩蔽。城楼和城墙很鲜明地现在左侧，城上的敌兵都隐约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抛撒着，自然是昨晚的绑扎不牢，在途中解脱了的。宾阳门一带的附郭居民，为避免前线上的炮火，负荷着家财向乡下逃难。男男女女在田塍上络绎不绝。
走到洪山的宝通寺近处，路上有鲜红的还未凝结的血，过路的士兵对我们说：刚才有一位兄弟在这儿中了流弹。
宝通寺是卫生处驻扎着的，成了临时的野外病院，门前呈着很杂乱的情形。但我们没有工夫进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关帝庙，那儿是前敌司令部的驻扎处。从那庙门走过时，陈铭枢含着一枝雪茄刚好从左侧的大门中走出。我那时候很佩服他，觉得他很沉勇，就像是关圣帝君显了神的一样。连那在他的后面跟着的两名护兵，也就像是周仓和关平。
我问我们的关圣帝君：“择生是不是也在里面？”
关圣帝君曰：“不在，怕还在前面的长春观里面。”
他也是要往前线去的，我们便跟着他一同走出了关帝庙的东辕门。
从那儿走出了之后，左侧是一两家人家的背后，右侧是一段空地。空地尽处，左侧的人家也尽了，接着在道路的右侧又有一排和城墙正对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门户都是掩闭着的，同时怕已经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晌午的阳光照着，城墙上明显地可以看出的敌人，不断地向那阳光中放射出啾啾的枪声，把那儿的光景渲染得异常惨白。但无论你怎么用力地凝视，那些神秘的子弹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的关圣帝君长叹起来了。
——“顿兵于坚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戏的口白这样说，同时又回向着他的两员站将，提着驳壳枪的周仓与关平。
——“你们到这屋后去看看，看有没有背道好走。”
两员护将去探寻了一会，转来报告的是：“没路好走。”于是我们的关圣帝君把头摇了几下，又走回关帝庙去了。
一六
我们和关圣帝君分了手，向那惨白没有掩蔽的道路上走去。三个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寿走在中间，胡公冕走在最后，每人相隔五六尺远。开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时候是心惊胆战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和那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秘的东西相遇。但到走过了那四五十步，觉得退转去也还是一样了，愈朝前走便愈见冷静了起来，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来的冷静。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两句话，所谓“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颇感觉着一种轻淡的幽默趣味。
就那样恍兮忽兮地走着，眼前用红墙围着的长春观真好像就是长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门首遇着了独立团的团长叶挺。他也带着了两名护兵由那儿出来。
——“喂，赵子龙，怎样？”我这样简单地向他打招呼。我们当时在对外宣传上是称他为赵子龙，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曾知道奉上这个徽号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头摇着。
——“择生是在里面吗？”
——“我也在找他啦，里面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
——“他该不是战死了吗？”
——“不会的，我们今天清早一同踞在这儿，隔着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他叫我去找陈师长，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来便没看见了他。他是和铁罗尼一道的。”
——“陈师长我们在关帝庙的门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转去了。”
——“糟糕！”神经质的赵子龙愤慨着，失了眠的充着血的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嘴唇在战颤。
我们又各人离开来，先先后后地退转去，叶挺折进关帝庙去了。
由关帝庙的西辕门退出来的我们，走不好远，在路的左侧一座花园的柴门口遇着了邓择生和铁罗尼。他们两人坐在那门槛上，纪德甫和择生的两名护兵立在他的面前，都带着一个很疲倦的面孔。铁罗尼的眼膛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着我微笑。择生却很不高兴地问着我们：
——“你们来干么？”
——“来看看前线上的情形，同时来找你们的，怕你们阵亡了啦。”我回答他。
择生苦笑着。
公冕问那十名宣传员的去向，择生说：“那几位小家伙骇倒了，在关帝庙前面的一家人家里躲着不敢出来。死是不会死的，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到了晚上会爬出来的。”他又回过来问着我：“你们走到了前面的哪儿？”
——“到了长春观，遇着了叶挺。他进关帝庙去了。”
他硬着颈子偏着头点了几下，扁着的嘴边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会再有战事的，我们回去睡觉去吧。”择生这样说着站了起来，又用德文来向着铁罗尼说了一遍，铁罗尼也站了起来。
大家默默地走着归路。走过了洪山，在一个小小的庄落上遇着上前线来的总司令部的一群人。其中有总司令的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勇名啧啧的张发奎——那时候我们是称他为张飞。但这位近代张飞的身子很矮小，脸也很尖削，头上一顶软军帽，俄国式地朝天戴着，身上穿一套洗淡了的青色布军服，裤脚敞着，脚上穿一双绿色的胶皮鞋。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样子，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一定会把他当成勤务兵。
两来的人一接头，两种国语的会话各自分开来了，各各报告着前线上的情形。立着谈了一刻，择生和铁罗尼又随着总司令部的一团人折向前线去。他们要到前敌司令部去开临时军事会议。我和公冕们便同他们分了手。
一七
时候已经过了正午，因为口渴，我们便走到一处人家去求一点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列三间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挂角上有一带耳房，后面还有一排老房子，看那情形大约是中等地主而兼带着自行耕种的农家。我们向那左手的耳房边走去，因为那儿的后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厨房的所在。
耳房里坐着好些女眷，又纵横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墙附近的居民到这儿来避难的。我们说明了来意。厨房里出来了一位中年的农妇替我们捧了一壶茶来，并且请我们往外面最右侧的一间厅堂中去休息。那家里的男主人也出来了，是一位很朴素的中年人，很客气地来陪我们坐了一下。他问明了我们还没有吃中饭，又留着我们吃饭，叫他的女人替我们杀一只鸡。
在饭没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壶酒来，有两盘花生和豆腐干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寿也推说不喝（大约也是因为大队长在面前有点忌惮）。我一个人便自斟自饮起来。酒是黄色而带甜味的，和我们四川乡下酿的荫酒相同。那种酒的酒母是糯米制的甜酒，有时掺些烧酒在里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来的酒也有香椽一类的香味，大约泡制的方法是完全一样。这种酒在成分上是一种混成酒，喝时很可口，喝后却很醉人。
我不客气地把起初送来的一壶酒喝干净了，主人把饭送了来，鸡是红烧的，另外还炒了一盘鸡杂，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壶拿了去，又替我换了一壶来。我已经有几分醺醺的醉意，推诿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气，”主人说，“你老是军人，军人是能够喝酒的。”
——“他不是军人呢，”公冕对他说，“他本来是大学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总有几分斯文气象啦，”他说，“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紧，你老再喝一壶吧。”
说着便提起壶来替我斟酒，还说了一些菜不好的话，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饮起来，把第二壶也喝得干干净净，足足怕喝了两斤荫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饭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钱包倾倒了出来，凑集了三块钱，把来交给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说：“你老在替我们老百姓出死力，这点我们是应该孝敬的。”——在这些地方足见得当时的农民对于革命的信赖和欢迎。当时的革命军比较上还有点纪律，而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像“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我们在那一次不用说也卖了一下膏药：“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
把钱放在桌上，告辞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隙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
夫役们更加忙乱起来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墙上的炮手打得还不错啦，只可惜那炮弹怕是劣货ad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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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炮都不错，也怕是地面松的关系，要是爆发了，今天的牺牲是很不小的。”公冕这样说。
夫役的一队人把正中处走过了，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酒尿。尿正洒在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这一炮大有进步啦，吓！”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叹着。
队伍把那段路已经走过了，连公冕和恩寿也一同踉跄地退了转去，只剩我一个人立在地里。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我退转去走不几步，看见路上倒了一担稀饭，路旁的番薯地里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儿呻唤。
我问他：“你受了伤吗？”
他指着他的左脚的脚颈：“哎哟，吊那妈，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伤的伕子等着，回头便去替他叫担架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睡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一八
九月三号和四号都没有动作，只是敌人早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学是革命军司令部，时常有大炮对着这个方向打来。因此在夜间是不准点灯的，有点灯的必要时都须得在灯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们所住宿着同时兼带着办公室的房间是在楼上最后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正对着武昌城。在四号的晚上，在两个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军服来罩在马灯上，我和胡公冕、朱代杰、李德谟几个人在拟订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军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名单。正在这时候，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两个人走进了来。他们和邓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间空出了的讲堂里的。
铁罗尼是很有趣味的一个人。他虽然是骑兵将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知识是很正确而丰富的，而且还有文艺上的教养。他很喜欢诗，特别喜欢往年自杀了的俄国的薄命诗人叶赛宁。在行军途中，他随身带着的一册约先宁的诗集，有时我以纪德甫为介，请他把那清新的歌咏农村的诗，替我们在口头上翻译过。
大约因为我也是喜欢文艺，而且也特别喜欢诗的缘故，铁罗尼和我很能相得。自从从广东出发以来，一有闲暇，他每爱和我作个人谈话。在那样的时候自然总是靠着纪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们把名单拟订，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又才谈起话来。
铁罗尼问我进了武昌城以后的工作步骤，我把预计着的梗概告诉了他，他特别注重对学生方面的宣传。他说：“武昌的师范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那儿听说是国家主义派的根据地，现在虽然是在暑假期中离开了学校，不久便要开学了，他们是又要转来的，你用怎样的理论来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还没有到广东的时候便曾经思索过的。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像“醒狮派”和“孤军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醒狮派”的人很笼统，他们的国家主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声浪，更具体地说，只是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两个口号。内的国贼是什么，外的强权是什么，怎样去除，怎样去抗，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素养来分析。虽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经提出过飞机潜航艇政策，但是可怜，他老先生却没有想到飞机和潜航艇不会从天飞下来，从海里浮出来的。他们对于经济问题还没有睁开眼睛，极简单、极捷近、极可痛心的一个实证，每天呈在眼面前，他们都没有见到，那便是他们的机关报《醒狮》用的正是洋纸！
“孤军派”的人比较起“醒狮派”是要“醒”得一点。他们比较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主张恢复约法，主张裁兵，也特别把经济问题提出来讨论过。他们大体的倾向在拥护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批人大体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们更有一个具体的信念，便是要仿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一样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但自变法维新（便是由封建制度变成资本制度）以来不数十年，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一级的强国。日本正好是中国的指路碑，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这个提示正是他们和一切的常识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条，他们是相信中国一定能够。但其实这儿正是一个问题，问题便是：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中国人要效法日本——这是中东之战以来的中国的国是。自甲午以来中国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没有详细的统计，我想至少总在三四十万以上，就是我们自己便是由这种国是中所产生出的一个世代。但我们效法的结果是怎样呢？
效法日本其实是间接效法欧美，更具体地说，便是在暗默间想怎样来把中国数千年沉滞着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除派遣留日学生之外，派遣到欧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个总数和留日学生也会是不相上下的。但那仿效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中国人效法欧美，事实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欧美以前。举出些简单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圣经》是从汉译本重译过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乃至大正时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国邝氏著的《英文熟语辞典》！然而这个情形在四五十年后恰恰颠倒了，中国人甚至要采用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了。
问题的面貌在这儿更加显明了起来，便是日本人效法欧美成了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为有地大物博的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欧洲的资本主义侵入东方来，日本是同样受着患害的。但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日本岛子，在欧美人看来，比较起中国自然是没有多么大的殖民价值。因而在资本主义的进军向着中国万箭齐射的时候，日本人便在这短时期内培植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后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国更好的殖民地来缓和欧美的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进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的一样。然而这个条件已经是无法具备的了。中国今后要想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国主义者在火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发现了广大而有价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这样的意见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对着铁罗尼谈出，他很表示赞成。他说：“土耳其近年的国权运动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意义，便是近东问题已经解化成远东问题了。”
——“土耳其的外观上的成功，英法帝国主义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吗？”我多少带着反驳的意思这样说，“意思不是在掣肘苏联吗？”
——“那是自然，”铁罗尼说，“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样，那时又是在掣肘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假如没有日英同盟的掩护，恐怕它的成功也没有那样的快。不过根本还是中国做了乌龟。”
乌龟这个表现我起初没有懂到他的用意，觉得有点奇怪。我又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说的神道碑下的贔屭。那在行军途次他是看见过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来。不错，我们的背上的确驮着很大的神道碑，碑上刻写着有旧时代的残骸“军阀”和“官僚”，在那上面更狼藉着无数的帝国主义者的商标。
话正谈得高兴，突然有一声大炮落得很近，而且爆发了。室外起了一番哗噪的声音。
代杰走了进来，说：“大炮落在围墙的外边，打破了一只墙角。”
接着又有人来传达严密熄灯的命令。铁罗尼和纪德甫便起身告辞，拿着手电一开一闭地从廊道中间向前面的讲堂里走去了。
一九
五号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农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已经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遭了失败，这一次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下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主持其事的仍然是总政治部。五号上午已经有梯子络续送来，堆积在南操场上，大家又来从事绑扎。扎好了的便抬到学校门外去停积着。
这一次的梯数比前一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断断续续地送来的，因此绑扎的工事便很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军所挑拔出来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齐集的时候，还剩下好些梯子没曾绑好。操场上没有可以工作的余地了，大家把那还没有绑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门外去，又在那儿继续着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全靠着几盏马灯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适逢其会有好几盏马灯的洋油都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所的，洋油尽了可以到那儿去取。在场的人们没有人知道那施发所的所在，替他们说出地址来时，但那大学的内部大家也不熟悉。于是我自己便把马灯收集起来，左右两只手各提了三四盏走进施发所去讨油。进去时灯光是很幽晦的，倒没有感觉着什么，出来时因为油份充足，灯光倍加明亮，左右两手各提着三四盏，自己都觉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飞起来的一样。走到校门口恰好碰着一群军事上的将官们迎头走来，有几位俄顾问参在里面。陈铭枢和张发奎在最前头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没有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后部有一位年轻的军官，脸色白皙而清秀，身材长而细，他招呼着我：
——“哼，你这家伙，点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话中含蓄着责备的语气。他没等我的回话说出，又把从扎梯处跑来的邓主任拉着了。
——“喂，择生，这位尊驾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宝贝吧？”一面说，一面把我指着。
——“怎么？”择生惊讶着回问他。
——“毫没有军事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着那么多的灯，好做炮靶子啦！”
——“你真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学堂在背后挡着，敌人会有千里眼看见这些灯光？”
那军官没再说什么，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进去了。择生也跟着进去了。
在混成队出来就道的时候，所有的梯子也刚好绑完，部署是和前次的办法一样，只是人更多，气象更加悲壮。
刚才的那一群军官们又走出来了，择生和铁罗尼也在里面。
刚才责骂过我的那位年轻的军官呈着笑容走来向我拉手。
他说：“刚才得罪了，我是黄琪翔。”
黄在那时还是张发奎部下的团长，在军中有美男子的称誉，但我们还不曾见过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后是纪德甫走来。
德甫自来是少说话的，从广东出发以来，尤其是自长沙出发以来的这些天，我们虽然时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说没有直接谈过一次话。他的身材高长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带黄色，但也不是病态，年纪只有二十五六岁，青春依然还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态度里。他穿的依然还是从汨罗以来的那件黄色的布军服，到了武昌以来连换洗的时候都还没有。他除背着图囊和皮带之外还背着一杆驳壳枪。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别用力。他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
他是说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哪要你回来？我们明天赶上来相见。”
在那时候谁都相信当晚一定会打进城的，虽然免不了是有不小的牺牲。混成队中的士兵们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数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胜的勇气。他们的路似乎只有两条：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进武昌城内。他们每个人虽然都有金钱上的犒赏（数目我不记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损他们的英勇。因为献身的精神，敢死的气魄，终不是金钱可以买得来的。
我们彼此拉了手之后，指挥敢死队的军事上的人们向那深不可测的、和死境似乎并无区别的黑暗中消去了。
二〇
谁都想到在五号的夜里一定可以攻进城，当晚留守着的人，特别是政治部，要准备第二天进城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睡觉。
敢死队出发后有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特别地猛烈起来，想见战斗是异常的激烈。炮火的声音一直到天快见亮的时候才渐渐衰竭了。在那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我军已经攻进了武昌，正在城里巷战。进城的门道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又说是武胜门。先进城的军队有的说是第四军，有的说是第八军，又有的说是第一军。消息虽然有各种的歧异，但是在已经攻进了城的一点上是一致着的。
每来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根究起那消息的来源时又多是渺茫无着的。我们希望着择生从前线上会有什么确实的消息送来，但是始终没有。消息传来得很频繁，盖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总司令部去问过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会着了白参谋长，讲那攻进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还没有得到前方来的确报。第二次他是见到了总司令，说他正在和前线打电话，说的确是攻进了城，是第一军的第六团，由武胜门攻进的，大约宾阳门在现在也已经攻破了。
得到了这第二次的报告，自然是再无可怀疑了。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经把出发的事情准备好了的，便顿时在南操场内整起队来，时候是七点多钟。在要出发的时候，我自己又亲自跑向总司令部去，正待上楼，碰着了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由楼上下来。他先对我说，武昌的确攻破了，他也要立刻进城去。
我听了他的话便也没有再上楼去，折回南操场，让部队出发。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我和代杰、德谟诸人领率着政治部的全体人员。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是由两位宣传员在前头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学的校门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那骑在马上的胡公冕，俨然像是一名凯旋将军一样。
路上不断地有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来，看见我们威风凛凛地在向着城走，都远远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逃难，城已经攻破了。”他们听见我们这样说，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转向城一边走。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三岔路口上来了。那儿有三条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门，左手是朝保安门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皂骊马上正在踌蹰。向直走自然很捷近，但那儿异常的惨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决定朝左手走，我们是朝右手，觉得由宾阳门攻进更要可靠一点。
向右手走不好远，便要走到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上来。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见过仗火的凡马。但那家伙的神经似乎比人还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时它便啰唣起来。无论怎样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来。终竟使我们的胡大元帅不能不赶快从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头的马，让马夫拉在最后头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之后，接连着好几天都是晴天。地面干燥得就和沙漠一样。武昌城远远地在阳炎中横陈着，脚根是看不见的，白蒙蒙地好像是一座蜃气楼。
刚刚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处，我正向旁边的德谟指点着说：“我们前天捱大炮的地点便是在这儿了。”话还没有十分落脚，忽然地，乓的一声，炮弹刚好落在队伍的中间不及三尺远的光景。地里起了一阵土烟，部队里也起了一阵人烟。炮弹没有爆裂，队伍却是爆裂了。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见过仗火的人，无论平常是怎样的热心，怎样的夸口，一到临场便是要露出马脚。政治部的好些勇士们听见了一声大炮，便骇得鸡飞狗跳起来。有的把手里拿着的标语和传单统统抛弃了，有的骇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人姓曾的，骇得当场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劲骇软了，几乎连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来了两声大炮，都打得很准确。但都要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把些不中用的废弹卖给了中国的军阀，一个二个都没有开花。而我们总政治部的好些不打便开花的大炮们，要收拾起来走过那段危险地面，真是很费了力气。
走到有掩蔽的地方了。公冕很赞叹地对我说：“敌人还不错，城里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有点靠不住吧，”我怀疑了起来，我是不相信敌人会有那样的镇静的。“进城的消息真是老总亲自对你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