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的事情。
回顾起来已经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归了消灭，即使还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记忆比较淡薄的地方写得自然会简略。这样，文章便会流为是断片的，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但那样反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同时是会发生出许多错误的。我将来假如有更适当的环境，能够搜集得丰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参加过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够提供出些材料来，就像我现在一样写出回想录，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时候一定可以写出那样的一部小说或者历史。要写出这部著作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从广东到广东的那个巨大的波动，我是整个地参加了的。
这儿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儿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一段落中我特别要纪念我的一位阵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阵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阵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连他的名字都是没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现在要大书特书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像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
一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议会。主任邓择生要经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与军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车站出发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连工作人员和夫役一道约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来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通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统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员领向车站。
我和秘书李德谟也是属于先遣队的。因离开开车还有两个钟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异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上去，但是人力车夫已经罢了工了。因为已经七点钟，提灯行列开始了，车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参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渐拥挤了起来，即使有人力车，也到了碍难通行的地步了。到这时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拚命地向火车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俄顾问的翻译纪德甫和几位部员向着我们簇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叫着：
——“啊，你们到哪里去了？邓主任在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你们呢！……”
看表也只到七点半钟的光景，离开车的时刻还有半个钟头，这发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
纪德甫是要时常跟着俄顾问的，他也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他们——邓主任、俄顾问和他——是七点钟到的车站，看见先遣队的人员都已经上了车，以为我和德谟一定会立刻到的，便把开车的时间提前了半点钟。这个情形我们自然无从知道，而我们在洗澡，他们也无从知道。就这样在时间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点龃龉。
匆忙地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中看见在最后一架车厢的门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邓主任，他的颈子是硬擎着的，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
——“到了吗，唉？”他含着怒气的声音远远地在向着我们这一群人发问。
——“到了，到了，”别的人替我们答应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没有人力车的话向他说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颈子微微地点了几下。最后是说出：“好啦，我们开车啦。”
车是普通的三等客车，因为车上的电灯设备被北军破坏了还没有复原，车厢中只点着几盏马灯，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顾问铁罗尼坐在后面的一个车角上，他看见我们上了车，便跑来拉着了我的手，很亲蔼地用德国话向我叫着：
——“ge
osse
k！wie
i
d sie?”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话来和他说了一些。他们都退到一个车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觉得很有点没趣，就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另一边的车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车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驻扎得还不上一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们的后面。
二
车厢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无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闲去洗个澡，竟闹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经被赶向车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干净了，而在精神上还遭受了一次“枪毙”。一些没趣的只想向自己发怒的简单的念头在脑中回旋着，回旋着，自己不想向别人说话，别人也没有人来向自己说话。
火车跑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光景停止了，已经到了目的地的汨罗。
在昏暗中又下了车，车站的情形是怎样，并且是在哪一个方向，都摸不准确。天上没有月光，连星星也都没有一个。主要的几个人借着马灯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儿规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传出去了。当晚就地露营，明天清早六时向目的地出发。
铁道旁边不一会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饭的，部队忙着出发，连夜饭都还没有用。
邓主任的怒气似乎还没有解息，他依然没有向我说话。平时他对我比较是开心见肠的人，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将一样。突然的出发究竟为的是什么？岳州已经克服了，火车不日便可以开到岳州，为什么我们要赶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铁路而是指向东北，并且也不当大道，连普通的地图上都没有路线。我们最后的目的地究竟是在哪儿？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些他对我全没有说明，也没有对我说明的意思。我觉得他对我没有这样严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车站上略略误了一下钟点（其实离开车前还有几分钟），也不应该有那样长久不解息的怒气。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头也掉过来在对着他表示不满了。
胡乱地在露天中用了夜饭，因为天黑，又因为明朝一早便要动身，各人用的行军床都来不及取出。铁罗尼顾问和邓主任和着衣裳便倒在那石板面的坟台上睡了下去。我很惊异，同时也很佩服，怎么在那样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纪德甫、李德谟和我，在这时从他们的身边走开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觉的地方。我们有不约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个柔软的地方来睡。
一处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几株树子罩着，在马灯光中照明出来，显得异常幽雅。我们便把这儿选定了。德甫把自己背着的雨衣解了下来铺在草上，德谟也从邓主任的护兵手里找了一床广大的龙须草席来铺陈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钢丝床的一样，坐起了一个深窝。不一会大家把图囊来做了枕头，睡下去了。
德甫对于这次出发的动机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诉了我们。
原来就在那天午后，在总司令部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我们的突然出发，便是在会议上决定的。因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军接连地得到了决定的胜利，敌人全线总退却，岳州是不攻而下的。敌人最后的殊死战大约是在汀泗桥、贺胜桥一带。这最后的抵抗如被冲破，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这样情势之下，我们在军事上要和吴佩孚争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第八军争取武昌。湖北的政权不好落在唐生智的手里。我们现在所取的路线便是要去抄截唐生智，从弦线上去追踪第四军。因而我们的目的地总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这样一得到了说明，我才好像见了天日的一样，在这次的出发中顿然感觉了无限的趣味。因为这儿包含着一个赛跑的竞争心，而我们自己是这赛跑的选手。
说了一阵，因为疲倦，又因为草地的软和，不知不觉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声音唤醒起来的时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湿透了的。草席不用说也和在水里浸过的一样。这个哑谜的解释自然是不用费力的。因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松，由那儿所发的浓重的蒸气，在下半夜退了凉后，通通结成了露水。到这时才明白那本是骑兵将校出身、在革命战役中受过好几次伤的俄顾问，那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在第四军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为什么要选择着在坚硬的石板上去睡觉的原故。没有军事经验的人，连睡觉都要迂阔得闹出笑话来。不过还好，从广东出发以来也算经过了一月以上的锻炼，虽然在那夜露里湿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没有睡出什么毛病。
三
过汨罗江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并不宽，水也很浅。疑心到屈原何以会在这儿淹死。清早的太阳灿烂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浅山中，骑在马上，做出了这样的一首旧诗：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哪？
政治部从广东出发仅仅备了两匹马，是邓主任和俄顾问的代步。到了长沙又添购了两匹，于是乎我和纪德甫便也有骑马的份了。我骑的是一匹老白马，是从长沙那一座面坊里买来的。那马老先生异常驯善，循规蹈矩地总不肯走前头，只接在别的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趋亦趋”。但我那时还没把马骑会，就坐在那样的马上，忧的与其是天下，倒宁是马下。我最怕的是那骑兵顾问和团长主任，他们骑的马既比较优秀，而他们一高兴起来总爱放点小跑。这样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采取人道主义的方向，我的马多是让给别人骑，或者用去驮行李。但是做起诗来，却不免把自己夸张成为了英雄。
渡过汨罗以后的情形便不大记忆了，每天都是在山里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狭隘的小路。特别在入了湖北境界之后，山多是一些童山。路过的村庄都异常凋败。天气热，人多，又没有军队式的组织，行动异常缓慢。就那样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从新编制先遣队，把赶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后面，尽能跑路的和比较重要的人挑选着往前走。说也奇怪，我的体力，尤其是脚力，在那时候不知怎的，真是特别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个站口，总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营和中休的地点，有时还要为大家烧菜煮饭。因为从广东带来的火夫们，扛着几口大铁锅和食具，在汨罗车站出发后的头一天，便已经掉队了。
二十八日的下午四点钟，赶到了离崇阳不远的石城矶，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一方面在加紧赶路，但另一方面却又踌躇了起来。在山里跑了几天，和左右两翼的军队都没有联络；不知道军事上的情形是怎样了。逐渐和前线接近，几时和敌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测度。天色还早，本来还可以赶路，但就因为这样的形势，我们的领导者邓主任便叫我们暂时在石城矶宿营。他和俄顾问两人骑马赶向崇阳去，待有他的命令来时，我们再定行止。
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着马去了。在我的幻想里面，他们两位就像是两名勇敢的斥候。
我们便在石城矶宿营。那是小小的一个村落，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子是东西横亘的，南面流着一条清浅的溪水，人家都面着溪水立在北岸上。我们几个人，德甫、德谟、宣传科的副科长朱代杰和我，住在东头的一家铁匠店里。店里有铁砧和废了的炉灶，看那情形是已经好久没有打铁了。但那村子并没有经过兵火，铁业的废止当然是另有原因。问那店主人，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我想到在日本势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铁厂是相去不远的，这明白是手工业被机械工业破坏了的一个小小角度里的现象。
铁匠店的第二进有一个小小的横长方形的天井，上面一座敞厅，放着些极旧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颓败的神龛。
我的一位很忠实的勤务兵把我的行军床陈在天井的南沿，和店面紧接着。——说起我那位勤务兵，我现在费了好一阵的追忆才把他的名字记起来了，他名叫薛绍三，是福建人，在韶关的时候便开始跟着我，后来还跟着我到过南昌，足足跟过我一年。从长沙出发赶到这石城矶来的途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夫役都掉了队，连邓主任的几位护兵也一个都没有跟上，他却是始终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军床和一口小小的镔铁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时候，他就自己替我挑。我赶到了石城矶，还得有行军床睡觉，那是应该感谢他的。
行军床面好了，并且是面在屋顶下面的，这是从长沙出发以来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饭，把应该办的事情了结了，便把疲倦得就和干鱿鱼一样的身子拉直了起来，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秘书长！秘书长！”
听着有人在叫，朦胧地从深睡里醒了来。
——“秘书长，邓主任有信来了！”是薛绍三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是从远处来的。
周围通是黑暗，薛绍三提着一盏昏花的寡黄的马灯立在我的床头。
我一翻身起来，接过了他递给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是邓主任的笔迹，写着投交给我，还带了一笔是信到后交来人脚资二元。
我把信连忙拆开来，借着昏黄的马灯来看时，大意是邓主任和俄顾问在九点钟的时候到了崇阳，在崇阳得到了前线上的消息：我军已过羊楼司，正在跟着敌人穷追。又说他们两人第二天清早一早由崇阳出发，叫我带着纪翻译和李秘书连夜赶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表来看时是一点半钟。我问送信来的人，薛绍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个人进来。穿的是长衫，手里打着一个圆纱灯，上面有“崇阳县”的几个扁红字。看那情形大约是崇阳县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湿的，同时在天井中也听见有微微的雨声，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绍三把钱给了差人，打发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几个人叫醒了起来。
把部事交托给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给薛绍三，和德甫、德谟两个人动身的时候已经是两点过钟了。德甫带着两百块钱的现洋，让他坐着轿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儿的——在前面走着做向导。德谟和我都骑着马。我骑的仍然是那匹极驯善的老白马，走在最后。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团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轿上所挂着的两盏马灯。马是老马，又是半夜里赶出来走路的，睡眠没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烦的光景。它只是把头埋着，一面走，一面向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马颈提起来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好在慢慢地走也可以跟得上轿子，也就听它去埋头吐气去了。
动身的时候，起初有点兴奋，由屋内的空气转换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气里来，睡意是被驱走了。走不一会雨也住了。老马的老汉步都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药，本来还没睡足的、暂时被驱走了的睡眠，不知几时又飞了转来，袭击着坐在马上的骑士。有时脚擦着岩边或树干，发出些悉率的声音，有时头上挂着树枝，冷的水滴洒在脸上，才突然地惊醒过来；但昏蒙蒙地没几分钟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马，想那坐下的马怕有时也是熟睡着的。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那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睡人骑梦马，夜半赴戎机”。但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什么的危险。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骑在马上的。那时候的情形大约是潜意识在活动，就和梦游患者在梦中可以行动的一样。所以事实上就真的让盲人骑着瞎马，在月黑的深夜骑到很深的池子边上去，我敢保险，是断不会落进池子里的。以为危险，会落进池子的，只是睁着眼睛的人未曾行过实验的幻想。
在夜里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后的情形我现在也不记忆了。只记得到了崇阳城内时是早晨八点钟。先是到了邓主任信上所写明着的他们所住宿的旅馆。到了那儿时，他们在清早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走了。邓主任还留下了一封信，叫我们向着蒲圻跟踪前进。
用了早饭之后，德甫坐来的轿夫大约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阳城里另外雇了轿夫，在这儿又很费了些时间。我在那时写了一封信寄给广东的成仿吾，把出发长沙以后的情形告诉了他，信后附带了几行日本文是写给我留在广州的夫人的，这几行信却亏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现在把它译录在下边。
二十四日离开长沙；今晨八时顷到达此地。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今闻已进展到离武昌城仅中国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约在三日内便可以攻进武昌。攻进武昌之后便万事都顺利了。
祝你的健康，并祝孩子们的健康。
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都出乎意外。
xx，二十九日。
五
崇阳城内的市面并没有什么骚扰，城里没有北军的痕迹，也还没有什么革命军的痕迹：因为由通城进攻的第四军直趋羊楼司，没有经过崇阳。我们从长沙动身所采取的路向不用说是走了好些枉路。我们假如先朝羊楼司走，那定然是早把第四军赶上了的。
由崇阳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后的进行可以无须乎用向导了。路因夜来的雨很滑，德甫的轿子走得很慢，我们便各自骑着马向前头走去。在途中的一个大站口上，大约就是地图上的“洪上”，把马休息着等待德甫，聚齐了，吃了一顿中饭又走。
天气异常炎热，坐在马上总是想睡。路过着有树荫的青草平地时，特别有一种很难克服的诱惑，总要使你想跨下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个酣足。有时竟直在马上便昼寝起来——在马上昼寝，这个情形，在没有经验的人或许会以为是夸张，但其实这是极寻常的事。有些人闹着神经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觉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杀的。那种人我劝他去从军或者做苦工，把闲着的筋肉充分地劳瘁一下，他会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够不睡的那种地步。
沿途风物都呈着太平无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农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邻近的县分上有过、并且有着剧烈的战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留在记忆里的东西。
走到了天色渐渐向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了；直到后来在昏黄中只剩着德谟和我，和我们所骑着的两匹马。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们却又知道我们是不会骑的，走到一段田陇上的时候竟至立着不动。没有办法只得都下马来牵着马走。在那田畴中走着，周围的浅山由深蓝的颜色逐渐转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气连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后从来不曾起过的一种恐怖的念头——在那些浅山里面万一有从战线上溃逃了下来的北兵藏着，乘着这昏黑向我们一冲下来；再不然会有什么大股的强盗来趁火打劫？……这种无谓的忧虑执拗地来纠缠着。
德谟也是有点神经质的人，大约也是我的忧虑无形地传染了他：素来是少说话的他愈见沉默着，黑着一个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样。
好容易走到了一个村庄，问起路来，据说离蒲圻还有五里路远。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赶到蒲圻，在蒲圻或许可以和邓主任们相会。征求德谟的同意，他黑着一个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还须得等待着德甫一道，我们穿过了村庄，在北头上的一个土地庙前休息着。等了将近半个钟头，两个人交替着跑到村的南头上去望，总不见德甫的轿子来。天色已经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来了。路是完全看不见的。到了这时候只好决心到村上去找个宿处。
拉着马又折进村去，扣了好几家的门都没有回应。有些人家里面有湖南兵的声音，在那儿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军的兵士，不知道是几时进了村的。我们在外面打门，他们也一样的不理。最后到村南尽头处的一家门上扣门。里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没有人回应。我们在外边叫着说：
——“我们是南军的官长，只求借宿一夜，决不扰害你们，你们放心把门打开。”
几次放大声音在门外恳求，里面最后公然点起了亮来。有人的声息，并且有出来开门的神气。想那里面的主人大约是听明了我们说是官长，又听见我们的声音也还不甚粗暴，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官长一类的人。或许也怕是我们那两匹马不耐烦地哼着鼻子，蹴着脚的声音替我们作了证明的。大门结局是开了。一位五十来往的男子点着一盏菜油灯应接我们。我们又把来意说了一遍，他很殷勤地把我们招待进去。我们问他系马的地方，他尤其高兴。他说他家里有马房；接着又把两匹马引进他的马房去了。
房主人看见了我们并不粗暴，他愈见安心起来了。他把我们欢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气。屋里很热，蚊子又异常的多，我们劝他把大门打开；他在敞厅正中的土面上烧起了柴火来熏蚊子。
我们还没有吃夜饭，他出门去替我们买了几升米来。他自己有些子鸡，便替我们杀了两只，很殷勤地在厨下准备着；又替我们烧了些水来洗脚。
我们坐在大门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仍然不见到来。我刚才替自己怀着的忧虑又为他唤醒起来了。他的身上是带着我们的盘费的，那两名轿夫不会图财害命吗？天色已经黑了，轿夫是两名，他是一个人，两个人要结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吗？这比溃兵和强盗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对德谟说着，他也是在作同样的想法。
——“假如是那样，我们真是害了他呢，我们不应该把钱让他一个人带着。”我这样说。
——“不过他是有枪的，”德谟说，“那两名轿夫或许不敢动手。”
——“近在身旁的敌人，有枪也是不行的。”
两人正在谈说着的时候，远处有光亮现出，向着村上走来。唯一的希望发生了，希望那就是德甫轿上的马灯。
我们走向村外去迎接，灯光渐渐近了。
——“是纪德甫吗？”我们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欢喜的回应所唤起来的自然是同样的欢喜。
六
轿子到了店门口，德甫拿着一枝开了盒的驳壳枪走下了轿来。
看着他拿着枪的情形，我和德谟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们以为你在路上遇了什么事情呢，等了你一点半钟了。”我对着德甫说。
——“两位轿夫走得太慢。他们说蒲圻在开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这儿赶不上你们，我还要逼着他们赶到蒲圻的。”德甫说。
——“我也本来是想赶到蒲圻的，因为没有马灯。”
——“那么好了，现在有马灯来了，我们赶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会沉默着不肯说话的德谟赞成着，“我们吃了饭就动身。”
德甫也是没有用夜饭的，我们便走进店去。两位轿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轿里的行李搬了出来，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们预备饭食。
不一会我们开起饭来，店主人另外开了一桌饭出去招呼两位轿夫的时候，那两位胆怯的夫子已经逃得来没有踪影了。
——“糟糕！”纪德甫叫着，“那两位家伙早就是想跑的，他们在路上已经把轿钱通通要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要在当夜动身的计划便很难实现了。店主人也殷勤地留着我们，说路烂很难走，叫我们第二天清早一早动身。我们便决定了在他的家中过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间的建筑，前后有两栋。第一栋接着街面，中间是一个敞厅，前面接着店门，后面接着一个横的长方形的天井，左右是铺面。那主人有三个小儿女睡在右手一间的地阵板上，藏在乌黑的被条下面，自从我们进了他们的家，都骇得不敢出来。左手的铺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们在那儿下榻，说那里面有床，也还有擀面台。
天井的两侧有过道连接着前后两栋，第二栋的正中是堂屋，靠壁陈列着神龛。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边上塑着一个一连有三口锅的长灶头。左右有耳房，右边的耳房便是马房，左边是关着的，想来怕是面房了。
由那房子的结构看来，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后来零落了才开始了开面坊而兼带面馆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头一定是后来塑上去的。马房我进去看过，那从前应该是有地板的房间已经成了土面。马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两匹。据那店主人说，他家中在年内接连出了两次丧事，死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室，他的马就为经营丧葬卖去了。面坊的生意是停了业的。这位主人又算是经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卖掉，成为流氓无产者了。
湖北的天气夜里就到九点钟过后都还不能退凉，又加以在敞厅中烧着火熏蚊子，热得来很令人难耐。德谟跑到门外去，在石面的阶沿上睡下了。我和德甫走进左侧的铺面去。那儿前后有两间房间，前面是纯粹的铺面，在柜台背后靠壁陈着一张很宽大的擀面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下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后面的一间小房间里去，那儿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来，怕是那店主人的母亲或者祖母结婚时的嫁奁。后手一只角上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纸扎的灵堂，那当然是店主人的母亲和妻室死时用过的。那在丧事过后是应该烧毁的东西，而店主人还珍重地保存着，足见他真是穷得有点程度，他似乎是想留来在自己的丧事时使用的一样。桌下放着一架铁火盆。房间怕有两三个月没有人住宿过，也没有人打扫过，灰尘真是“山积”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没有草，也没有草席。我自己决定就在这儿睡下。把纪德甫的雨衣取了来铺在床上，把马灯吹熄，我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间醒了转来，我以为是天亮了，但周围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表时，才十一点过钟，睡了还不上两个钟头。自己还在诧异这突然的睡醒时，颈子上异常的作痒，同时全身都像在发烧的一样。房里的空气闷热得难耐，便索性起床把马灯点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个地方来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来了，奇异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动的一样。我起初怀疑是我自己的眼睛发花，待我再过细看时，这第二次受的一惊比我疑床板的移动还要厉害。真正是见所未见的一个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动着的臭虫！那臭虫的大众真好像是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我是睡在那儿就和闯入了小人国的格列佛一样，足足被它们攻击了两个钟头。把我从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的，就是这臭虫大军。这场仇恨不能不报。我穿着胶皮鞋愤恨地踏上床去，便把那千军万马的臭虫阵践踏了起来。我算是打倒了一个臭虫帝国。同时又感觉着自己的身上还有敌人驰骋着，便提着马灯，抱着雨衣，跑出了敞厅来。
敞厅上烧着熏蚊子的柴火还没有灭尽，把火拨活起来，把自己身上穿的军服和衬衫脱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虫丝毫也不夸张地是“势如雨下”。它们受着了炮烙之刑，发出了浓烈的异样的奇臭。
身上的臭虫大约也扫荡干净了，时间还早，便在敞厅上的一个杨妃椅上又胡乱地睡下去了。
七
店主人起得很早。他替我们把早饭弄好，让我们起来吃了之后，也才六点钟的光景。
要准备动身了，到马房去辔马。我那匹老白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来，两只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泪，看那情形它实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没有马夫跟着的马是很大的麻烦，在自己的饮食起居都顾不周到的时候，对于马的饮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地照顾。鞍鞯要自己辔，马到疲倦了的时候得自己牵，那马老先生的用处在我已是消灭了的。我便索性又讲了点子马道主义，把马寄放在面房老板那儿。我留了一封信给政治部后来的人，让他们过身时把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经营面坊的主人是把自己的马卖掉了的，那匹老白马他或许会藏匿起来不肯交出，但就那样也乐得做了一番顺水人情。老板或许也可以把面坊恢复起来。本来是在面坊里住惯了的老马又落到面坊里，也算得是适材适所。不过那匹马，后来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见得那面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称我也不记得。
夜间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过一会。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虫的悲喜剧还闹了一幕小小的余波。驮着硬洋的纪德甫骑着唯一的一匹青马，我和李德谟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会他叫起来了。他在自己的颈子上抓下了好几个臭虫来。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虫潜藏在衣缝深处，在火上没有抖落干净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脱了下来清扫了一遍。我自己的颈子上也有点啰唣，原来是昨晚在床上放过一下的军帽里面，在那皮沿的内部也藏蓄了好些余孽。
走到八点钟的时候快到蒲圻车站了，愈和前线接近，空气便愈觉得紧张。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从他们口中探听得不少的前线上的消息。据他们说来，汀泗桥的战事是昨晚结束了的，现刻怕在咸宁一带开火。总司令部的火车昨夜已经开到了蒲圻。
在离蒲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过河便是往咸宁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线去的兵士都是从那儿渡河的。德谟和德甫主张渡河走去，我是主张到蒲圻车站去把择生的消息探听明白了再定走法。他们不肯听我的话，我同他们也就分了手，约定在咸宁聚齐。
我一个人走到车站上去，总司令部的车的确是停在那儿的。我走到那主脑部的车厢去，刚好走到车门口，遇着白崇禧从车里走出。他那时是代行着参谋总长的职务的。他看见了我却是先开了口：
——“哦，k先生（他对我照例是这样的称呼），你也赶到了这儿！”
我问他：“择生是不是在车上？”
他说：“择生是昨晚到的，我们的车子是夜里到的，他到车上来开过会。今早一早他又赶到前线上去了。现在怕在咸宁和贺胜桥一带开火，陆续有伤兵送转来。我们的兵站部准备得太不周到，伤兵拿着没办法。我们这火车是要立刻载着伤兵开回岳州的。”他又问我：“是不是要去见总司令？”
我答应他：“我是要赶到前线上去的，去追赶择生。”
——“那么你最好是乘火车，停不一会有火车要开到咸宁。”
刚好说了几句话，月台有哨子的声音，开回岳州的火车开动起来。我去找着了站长，问明了开往咸宁的车子是第八军的军用车，还要等一两个钟头才能开，因为军火还没有载好。
乘着还有一些时间，我便在车站上巡视了一下，还有好些没有搭上火车的伤兵被留在车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断了，有的是头上受了伤已经失掉了意识，的声音异常的凄楚。有很浓厚的硝烟气和石炭酸水气。但是却没见有人吐出怨言，大约也是因为打了胜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杂乱，而在杂乱上是带着了一层欣喜的彩色。
巡视了一会，我又走去找着站长，叫他替我在车上找一个座位。他说他自己不能够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军的营长。那营长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装载军装包子，是新制的革命军的军服和军帽：因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数还穿着从前的军装。
我对那营长说：我是总政治部里的人，要赶到前线上去，要搭他们的车子。
那营长带着一个很冷淡的态度，把我的身子上下估量了一下，他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只是对着站长说：“车子怕不够啦，只空着两个车厢了，连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是把我看得很下贱，以为顶高不过是一名准尉司书。那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蓝布的军装，自从由长沙出发以后在山里跑了几天，已经肮脏得很有点程度；脚上一双烂草鞋套在一双绿色帆布胶皮鞋上，两脚都已经被泥浆紧了。
我听到他那样的口气，也没有管他，自己跑上最末尾的一个空着的铁皮车里去了。等到军装包子装到这架空车来的时候，我在车上也很卖了一些气力，替他们搬运。包子高齐车顶地装满了半车，算也装完了。那营长和他的属员们最后也上了车来，他对我倒也没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铁脸皮在车底的铁皮上坐下了。
八
其实我是太客气了。在快要开车的时候从月台上涌进了好些人来，大抵是第四军落了伍的夫役。营长的手下人不要他们上车，但也没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广东人，高声地反问着：
——“吊那妈，耐牟害革命军？耐害反革命的北洋军？……”
空着的半个车厢已经挤满了，车子开动了起来，月台上还有好些人没有挤上。
挤上来的人里面有一位是第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本是广东大学的学生，他把我认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院长”。他说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长沙，现在病好了，要赶到前线上去。他虽然穿的是同样的蓝布军服，但比较整齐洁净，没有像我身上的那样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总司令部的火车赶来的。他背着一条毛毡和一顶第四军的特征的铜鼓帽。他看我坐在铁皮的车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毡解开来叠着，请我坐，我却不过他的厚意，便拉长起来让他和我并坐。
我们的坐处是向着铁皮车的东侧的门道的，和那位营长阁下相隔不远。
那位阁下大约是看明白了我比司书的地位要高得一点，他在打开烟匣要吸烟的时候，公然敬了我一枝香烟。后来，在九月间，刘佐龙在汉口举行军长就职典礼时，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出席。在行礼毕后的茶点席上我也还看见过这位营长。他的席次和我离开得很远，他公然走到我面前来特别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们是十年前的旧交一样。可是那营长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没有攀问过，我揣想他现在怕已经升成了军长了吧？
车内和车外的情形都是很杂乱的，但是，是有光辉的杂乱。一切都好像是浮在了战胜的荣光里。铁道两旁和离铁道稍远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样，涌着本军的队伍。
由于夜间和早晨的微雨，空气是很湿润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阳的熏蒸，倍感着燠热。战死了的北洋军队没有收尸，狼藉在铁道沿线的两侧；死后仅仅十几个钟头，已经腐化着，发出异样的奇臭。汀泗桥是最有名的激战地，在那儿附近的两侧的湖沼里面浮着无数的死尸，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侧着。（在战事告了结束之后，听说从那儿水底捞出了不少的枪械。）那儿的尸臭尤其厉害。
过汀泗桥不远，在东侧的一段疏林里面，有三个裸体的绑在树上的死尸，通是跪着的，一个特别肥，身体异常的皙白而丰满，头是垂着的，嘴上有长长的八字胡须。在当着心窝的地方有一个拇指大的枪眼，从那儿流出的血液在白皙的肚子上画着一条含着润意的黑线。颈背后插得有一道纸扎的箭标，写着“正法旅长一名xxx”。人的名字没有看得清楚。余外的两名死尸也没有看得清楚，火车已经跑过了。那三名军官是由吴佩孚正法了的，吴佩孚亲自到汀泗桥来督战，无如战线仍然溃败了。但可佩服的毕竟是大帅，连他自己都要忙着逃命的时候，他却有那样的闲情来明正典刑。
过了那带疏林，在东侧的湖沼的彼岸，看见纪德甫和李德谟两个人牵着那匹青马，夹在队伍中间走着。他们比我先走得两点多钟，但是瞬息之间火车便已经把他们赶过了。这个比赛恰是我们从汨罗跑路赶到蒲圻来的一个缩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别人的火车只跑了五个钟头。
快到咸宁车站时，在一处空地上看见了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的马，又看见了邓主任的一位马弁。那是留在长沙总司令部行营里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车赶来了的。我高兴得很，以为这一次终竟把择生赶上了。在咸宁下了车，我便向那马弁和马的所在处跑去。
那马弁远远地看见了我，就像迷了路的小儿看见了娘的一样，欢喜得快要流出眼泪的样子。他告诉我，他是在蒲圻车站上碰着邓主任的，早晨跟着赶到了咸宁来。主任到城内第四军军部里去了，叫他带着马在车站上等着，一直等了两三个钟头都不见来。他自己还没有吃早饭，肚子又饿，又没有一个钱。
我把了钱给他，车站上已经有些卖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车站外面的壁上四处都是用粉笔写的留白，是某某团部、某某营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属的人员在某处集合或者前进。我在进口处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粉笔给纪德甫、李德谟两个人题了壁报。叫他们在车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军军部。
咸宁车站和县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间有一条路，拥挤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补济着交通，那些船怕是临时拉来使用的。我跳上了一只渡船渡进城去，问到了第四军军部。但到了那儿时，那儿的留守部队正待要出发。据说军部的主要人们都已经前进了，邓主任也跟着前进了，出发后已经有两点钟的光景。
就这样，这一次的追赶又扑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军军部的留守部队前进，但有德谟和德甫没有跟上，又怕他们在车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个人折回车站去。
九
在车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谟。两个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谟尤其带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们去吃了苦的一样。他们说路是怎样的泥泞，人是怎样的拥挤，空气是怎样的奇臭。特别是还要服伺着一匹马。但这是不能由我负责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于他们的本意。不过我到了后来，就是在我写着这篇回想录的现在，都觉得有点失悔，失悔我自己没有去涉历过那一段路。在火车中坐着虽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桥的战场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宁以上还没有通车。前线在贺胜桥作战，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上敌人所埋下的地雷也还没有扫清。时而有从路线上抬转来的工人，是因为误踏了地雷受了伤的。赶上前线的队伍大都避开了铁路轨道，拣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铁路轨道走的人也还是不少：因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谟上过走小路的当，我们便决定冒险沿着铁路轨道走去。马是不能骑的，一匹青马也只好交给邓主任的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宁等候后来的部队。
三个人互相隔着五尺远的光景，在铁路沿线上走，起初是很小心的，路轨中间有石子面的部分自然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微有些隆起或新异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走过咸宁车站，过了一两道小桥之后，觉得路轨上并没有什么变异，也就渐渐地胆大了起来，放着脚步不断地追赶过在我们前头走着的人。
沿路两旁都有北军遗弃了的物品，刺刀、马刀、军服、军帽、子弹带、手榴弹、下了机关的步枪、人的尸首、马的尸首。那些尸首还没有腐化，像汀泗桥一带那样的奇臭还没有。
在路上赶过了不少的人，在一处山凹处看见了一处地雷爆发过的地方，地上溅的血还是鲜红的，没有凝集。血迹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处看见铁路上在微微地冒着烟，当心地走上前去看时，看见了一根枕木在燃，不知道是怎样地燃起来了。我便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浇熄了。
被我们赶过了的人中有两位是我们认识的人，便是李汉俊和詹大悲。他们和我是在长沙相识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伞，脚上是一双泥浆了的哔叽鞋，走路的神情很有点狼狈。汉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颇有点滑稽的风味：他穿的是在长沙买的一件不甚合身的军服，戴着一顶军帽，手里也撑着一把洋伞。两个人的优养惯了的白嫩的脸和手都已经烘成桃红色了。
和他们擦身过的时候，问他们遇着过择生没有，他们说在蒲圻遇着过，以后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们也是昨晚由长沙乘着总司令部的火车到达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赶上来的。
就这样一直赶到向晚的时候，快要到贺胜桥了。在澄清的空气中，隔着山还听见前面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踊跃了起来，以为这一次总可以赶到最前线了。但到我们赶到了贺胜桥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天色黑了下来，有很多的部队在离市街不远的一个村落里宿营，四处都起着营火。我们去问了好几处，问第四军的司令部，有的说是前进了，有的说是扎在贺胜桥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领。
在咸宁的时候，因为城内的饮食店都把食料卖尽了，我是只在街头买过一些豆腐干来当了午饭吃的。德甫和德谟也只在咸宁车站上吃了一些粉条。三个人没吃中饭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饿得来不能忍耐了。又是星月都没有的黑夜，要赶路也没有办法，只得到一家农家里去歇脚，托那儿的主人替我们准备一些夜饭。
正在吃夜饭的时候，詹大悲和李汉俊两人也赶上来了。不约而同地也落到我们停留着的农家里。他们是带有一位下人，一来便闯进了那农家的内室，把那家人的寝室占领了。那下人回头又拿了一个空菜匣来，把我们弄好了的饭打了一匣去。我到饭用完后走进那寝室里面去看过他们，他们也正在吃饭，菜匣里面带着不少的干粮。我心里感觉着不大愉快：他们既有那样多的好菜，为甚么看见我们在吃白眼饭的时候不分出一点给我们，要把饭拿到这儿来藏着吃？为着那样小小的事情怀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觉得真是孩子气，但当时的实感是那样，我无须乎掩饰。
睡的时候，德甫从农场上拉了两把稻草来，铺在门道外边的一个角落里，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门道内的小小的堂屋里，有一架炕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谟便在那上面打横了起来。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门来，和炕床平行着，放在两个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卧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约是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门扇便一同倒在地上，发出了蛮大的响声。我自己被惊醒了，连睡在炕床上的德谟也被惊醒了，他模糊地问了我一声：“炸弹？”
我倒下地时，右脚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脚棱上，起初麻木着没有感觉着什么，待把两个短竹凳移开，就尽那门扇陈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时，小趾疼痛了起来；把火柴擦燃来看时，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血泡。
一〇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来赶路，连早饭也都没有吃。这一天关于沿途的记忆丝毫也没有，大约是因为始终都在铁路沿线上跑，所接触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没有变化的缘故。现在所记得的只是自己担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脚，在路上跑着却也没有怎样吃苦。
在傍晚时分跑到了离武昌城仅仅有十五里路远的纸坊。听说第四军的军部是扎在纸坊车站上的，跑到车站上去问，又已经前进了。据留守的人说：“怕现刻已经进了武昌。”
听着这样的消息应该是喜欢，但在我自己却把赶路的兴会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线去参加实际的作战，但是从汨罗跑到纸坊来，足足跑了一个礼拜，才不外乎是和从前上京求名的“风餐露宿、星夜登程”的举子一样。德谟和德甫两人也和我抱着同样的感觉，我们决定当晚就在纸坊过夜，等明天清早起来再走。
留守处的人叫我们到车站对面的站长住宅里去，说那儿有空着的房间。我们找了两升米，便拿过站长住宅去。那儿有一个花园，花园中一带房廊东头的确有一间空房，陈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间的东南两面有临着花园的回廊，回廊边上围绕着栏杆。我们到橱里去找着了一个小火炉和沙锅，拿到回廊上来准备熬点稀饭。同时德甫在园子外又找了些蔬菜来，准备一同煮在那稀饭里面，沙锅的容量颇大，我们尽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异常，闻着稀饭的香气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稀饭让德甫和德谟两人熬着，我一个又到车站上去打听前方的消息。刚走过车站去便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来，露天中的杂色队伍都涌进车站来躲避，挤得来真是和新开封的火柴匣一样。就这样暂时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军用电话似乎受了雨的影响，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见那儿的回廊上已经纵横地睡着了无数的人。走进房里去，看见德甫和德谟两人睡在近门的一尊床上，里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汉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陈着他们被雨打湿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几个人。原来詹、李两人也同落在这儿，他们在中途雇了轿子坐来，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问到稀饭上来。
德谟睡在床上说：“我们弄好了，等你不来，正在吃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也来吃，连轿夫也来吃。他们说他们有米带着，吃了再煮，一锅饭立地便吃干净了，连我们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问：“再煮的稀饭在哪儿呢？”
没有人回话。
汉俊在床上叫着他们的下人：“你煮的稀饭呢？”
——“我们马马虎虎地可以过去，没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们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饥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难遏抑地想痛骂出来。但只客气着又连说了一声“糟糕！”
——“不要紧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进武昌城去，我请你们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担心吃铅弹。”
我对于詹大悲，特别地感觉着一种先天的不满意。我在肚子里面骂了他好几声的“臭官僚”、“投机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员会里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这一两天来赶路的热心不外是去抢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国民革命！不外是让几位投机的烂绅士做做新官僚罢了！”——心里尽管怀着怒气，但也没有说出口来。
床上已经没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浆的脚践踏得没有睡下去的勇气。我索性负着气从房里跑出来，拣着东面的回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里的饥饿交战，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会也什么都不在意识里了。
一一
九月一号的清早又由纸坊向着武昌城出发。早饭是不用说的，连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么物什都买不到。
在路上走不好一会，看见田畴间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庙宇。我们便避开大路向那庙宇走去，想在那儿找点食物。汉俊也跟着了我们来，詹大悲坐着轿子竟自往前头去了。庙宇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走到那儿时才是荒废了的一座，连乞丐的影子都没有一个。
汉俊说：“还是熬着一下，我们赶进武昌城去开早饭啦。”
他说着又独自从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们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些人家，我们便向那儿走去。
那儿是小小的一个村落，有好些农家的儿童们站在村外看铁路沿线上过兵，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看见了我们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惧，有的反向着我们走来，问我们要空弹壳。
走进村里去，走向一家起着炊烟的门首，说明了我们要买点食物吃，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欢迎，请我们进门去。通过小小的厅堂，在厅堂后面的厨房里一张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对着一道后门。门外是一片敞场。厨房的另一边是一个长灶头，正在煮着豆浆。原来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生意的。据说平时是送进武昌城里去卖，自战事发生以来已经有好几天没做生意，今天因为“南军”胜利了，他们又才开起火来，准备午饭时挑进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见我们到了，便有好些人围集了来，探听军事上的消息。我们根据着数日来的长驱直入，满相信着先头部队是已经进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们还要坚决。他们说，昨天下午三点钟吴佩孚、陈嘉谟坐着的火车跑过。接着便是崩溃下来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赶上来的南军，和吴佩孚的火车相隔得只有两三个钟头。以后便一直连夜连晚都在过兵，过到了现在还没有过完。村里人就像自己打了胜仗的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说：“我们南军怕有好几百万人马啦。”
主人把煮熟了的豆浆和现成的饭、现成的豆腐干来犒享我们。我们一面吃着，一面和他们谈笑。说也奇怪，我们也并没有向他们宣传，事前也不会有人向他们宣传过，他们总口口声声地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这样期待的“南军”自然会打胜仗；但是打了胜仗后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后门的敞场上有喧哗的声音起来：“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来！……”大家涌到后门外去看时，一群村上的人在敞场边上一排杨柳树列下围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们也走上前去看时，原来他们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装的北兵。
那北兵被众人揪打着，口口声声地说：“咱不是北兵，咱是南边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么也不能改变。
——“你这北方拐子！你还在扯谎！你这狗娘养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鸡。——你这身上的衣裳是偷来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头的，有用脚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来了，哀号了起来。
我们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开。我们对大家说，那位北兵也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没有出路才来当兵的。他从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不好，是他们的官长不好。又对他们说，南军里面也有北边人，北军里面也有南边人，并不是南边人就好，北边人就不好。德甫是山东人，在这儿他自然提出了一个现身说法的实证。
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的意思，把敌忾和缓了下来。那位北兵欢喜得流着眼泪，一翻身便向我们磕了几个响头。他回答着我们的诘问，说他是河南人，他是参加过南口战事的，从河南调到南口，又从南口调到湖北，他们的军队有两个月没有发饷。
——“你现在要往哪儿去？”我问他。
——“咱要回家乡去啦，副爷。”
——“你可有路费吗？”
——“连一个铜板也没啦，副爷。”
我们把了几块钱现洋给他，他接到手里便扑咚一声又在地下磕起响头来，向着我们三个人每人磕了一个头。
——“三位青天大老爷，三位救命的活菩萨！咱要赌咒，咱一辈子不再当兵了。”
那人起来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狈地走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后叫着：“老乡，你回去传传名啦，看我们南军的官长是怎样有良心。”
那人把头点着，没有掉过身来。
把剩下的饭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对我们说：
——“南军的官长，你老不要着急，队伍是一定进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饭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打从铁轨路线上去，走不好远便有一道桥，桥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赶船到武昌，可以赶到文昌门进城，比走路来得快，也来得舒服。”
我们听着他的话，着实很愉快，并也决定照着他的指示，赶船。心里还暗暗地在担心，怕所说的船通被北军拉走了。
把饭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饭钱，辞别了店主人出门。他们还把我们送出了村口，远远地向我们指示着那赶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铁道路线，杂在一些队伍里面走了不远，果然有一道桥，但是桥下是连船的影子也没有的。我们还以为船是一定被北军拉走了，说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军队拉走了，不得已只好还是走路。
一二
愈朝前走，路线上的本军队伍愈见稠密，走到后来队伍是停止着进行的。我们便一直向前超越过去。在八点过钟的时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队伍的最前头。在铁路的正中看见了邓主任和铁罗尼顾问，和另一位背立着的人在那儿在讨论着什么。他们也看见了我们。择生把左手的拳头高举起来，满高兴地向我叫着：
——“呵，你们到了！”
背立着的那个人掉过了头来。是一位中等身材、古铜色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里含着一支大雪茄。
铁罗尼照例把两手来握着了我的两手，连连地叫着“ge
osse
k, ge
osse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双眼睛充满着光辉和喜悦。
择生把另一个人为我介绍了，那便是第四军的第一师师长陈铭枢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