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菊与刀》问世的同时，好巧不巧，南方那边出了本《日本论》，两书问世的时间相差不到半个月。

戴季陶的《日本论》，一向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日本学者认为它比《菊与刀》写得更深刻。

毕竟，真正了解日本的，还得是中国人。

不过《菊与刀》被周赫煊大修改后，内容已经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连内容框架都不一样了。

上海。

国富门路有一栋小洋楼，是蒋百里最近买下的。他把北平的旧居卖了7500大洋，又向兴业银行办抵押贷款，终于凑够钱在上海买了自己的房子。

北伐刚刚开始时，常凯申、孙传芳和吴佩孚同时发出邀请，希望蒋百里能去做他们的参谋长。

蒋百里最开始答应了吴佩孚，但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想奉劝吴佩孚跟广州革命军合作。吴佩孚当然不会听从建议，于是蒋百里便辞职走人了。

由于传统的节义思想作祟，蒋百里短期内不想事二主，随即拒绝常凯申和孙传芳的邀请。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孙传芳那边，不是做五省联军参谋长，而是担任类似于地方警备司令的职务。

蒋百里这些年都不愿掺和军事和政事，颇有些弃武从文的意思。他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到了21世纪，仍旧是中国美术专业学生的重要选读书籍。未来中国历史课本中，有关文艺复兴意义的那块，基本上沿用继承了蒋百里的观点。

不仅如此，蒋百里还参与创建了文学研究会，加入了新月社，于徐志摩交情颇深。

两年后蒋百里入狱，徐志摩激动之下，直接扛着铺盖卷陪蒋百里坐牢——真在监狱打地铺睡了一晚上。

自从孙传芳兵败失势后，蒋百里便处于赋闲状态，每天的主要功课便是读书看报。

最近，蒋百里发现两本有意思书，一本叫《菊与刀》，一本叫《日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