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日头白晃晃地照在四合院灰扑扑的砖墙上，将那层层叠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晒得有些卷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混着旧墙根下青苔的湿气，还有一种隐约的、如同铁锈般的紧张。

许大茂趾高气扬地将那刺目的红袖章别在胳膊上，布料被撑得鼓囊囊时；就在刘海中迫不及待地翻出压箱底、带着浓重樟脑丸味的旧中山装，扯着已然沙哑的嗓子，挥舞着手臂喊出那些火热而空洞的口号时——四合院西厢房的那扇木门，却“吱呀”一声，关得更紧了。

三大爷阎埠贵，这位平日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的小学教员，此刻正像一只受了惊的河蚌，悄无声息地、彻底地缩回了自己那坚硬的壳里。他那颗精于计算每一分菜钱、每一两粮票的脑袋，在此刻风暴将至的压抑中，竟被激发出另一种潜能——一种对危险近乎本能的、精准的嗅觉。

收音机里日复一日传来的、越来越高亢激昂的声调；墙上那雪片般糊了一层又一层，措辞愈发凶狠，墨色仿佛带着刀锋的大字报；还有院里院外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上，燃烧着的那种混杂了狂热与隐隐恐惧的异样光芒……这一切，都像细密的冰碴子，一点点渗进他的骨髓里，让他从心底感到一阵阵发冷，不寒而栗。

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以往那些可以靠着耍点小聪明、占些鸡毛蒜皮便宜就能糊弄过去的场面！这是一股浑浊的、裹挟着泥沙与碎石的洪流，足以将任何不够谨慎的生灵彻底吞噬、碾碎！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阎埠贵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句古老的训诫，几乎要将它磨出包浆。

此刻，这八个字就是他赖以存身的最高法则，是他黑暗航行中唯一可见的微弱灯塔。他那张平日里为了几分钱的差价，能和菜贩子引经据典、磨上半小时的薄嘴唇，如今就像被一道无形的线缝上了大半，紧紧地闭着，非必要绝不开启。

在学校那间气氛日益诡异的办公室里，他不再参与任何非教学任务的讨论，当同事们为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时，他只是深深地埋着头，鼻梁上那副厚厚的、圈套着圈的眼镜几乎要戳到报纸里，手里拿着一支红笔，在字里行间划着那些看似认真、实则毫无意义的波浪线和圆圈。

若是被点名要求表态发言，他便像启动了一个预设程序，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裁好的小纸条，用他那特有的、带着点油滑又刻意显得平稳的腔调，念几句早已从最新社论上抄录下来的、绝对“正确”又绝对空洞无物的话，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念完便坐下，绝不多添半个字的个人见解，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复读机器。

而一旦踏进四合院那略显斑驳的门槛，回到他那间逼仄的西厢房，他更是将“谨慎”二字发挥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

以往，吃完那顿永远计算着分量的晚饭后，他总喜欢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在院里溜达几圈，美其名曰“饭后百步走”，实则耳朵竖得像天线，眼睛滴溜溜地转，搜集着各房檐下流传的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如今，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习惯被彻底、干净地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