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带到。”我说。

门帘又动了。

蒋枫的母亲从里屋走出来。

她个子瘦小，估计一米五不到，比我妈矮了整整一个头。

但头发很长，一直垂到腰间，用一根简单的木簪绾着，鬓角有几缕银丝。

后来蒋枫告诉我，他妈妈是下乡知青，威清卫天主教五大世家（熊、唐、白、李、陈）中陈家的后人。

蒋枫的外曾祖父曾在东山巢凤寺参加过骨干培训，授国军中尉——“要不是解放了，估计都升少校了”，蒋枫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蒋母很瘦，窄肩膀，细手腕，站在丈夫身边像个孩子。

我看着她纤弱的身形，心里忽然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不知挨得住我妈三拳不？我妈那拳头，砸在沙袋上都嘭嘭作响。

随即又暗自好笑——想什么呢。

“老蒋，老同学家的孩子？”蒋母声音轻柔，像怕惊扰了晨光。

她笑着看我，眼神里有种母亲特有的柔软，清澈，温和，“坐，坐，我去倒茶。”

“谢谢姨妈！”

“别客气。”蒋母摆摆手，转身往厨房走，长发在腰际轻轻摆动，“你是陈瑛的孩子，相当于我自己的孩子。”

她在厨房门口停下，回头补充了一句，眼里有狡黠的光：“要不是当年你妈拼命帮忙，我至少还得被批斗一下午。”

我愣住了。

蒋母笑了，眼角皱纹堆起来：“当年你妈一打三都不落下风！真厉害。”

一打三？

我嘴角溢出笑容。

想起正月初二在前姑父王建军家里，我和他几个姐姐“打成一片”……原来这彪悍是家传的。

我在蒋家简陋的客厅坐下。

屋子很小，大概二十平米，隔成了里外两间。

外间是客厅兼饭厅，里间是卧室。

家具很少：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一个碗柜，一个矮柜。都是旧家具，漆色斑驳，但擦得干干净净。矮柜上摆着个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罩着绣花布套。

墙上贴着几张奖状，用图钉仔细钉着。我凑近看，是蒋枫妹妹蒋怡的——“三好学生”、“劳动模范”、“数学竞赛一等奖”。

纸张已经泛黄，但边角平整，没有卷曲。

这个家显然不宽裕。

后来蒋枫告诉我，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读书。

妹妹上初一，弟弟小学四年级。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五口人，供三个孩子上学，每月都紧巴巴的。

不然他也不会在初中毕业后，连湖城区第一中学的高中都不去读——他考上了，分数够——而是选择去教堂服侍老神父，走一条在父亲看来“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路。

蒋父常说，儿子选的路像“寄生虫”。

“天天念经能当饭吃？”他这样质问过儿子。

但说归说，吵归吵，他从未真正阻拦。

每月还是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一点钱，让妻子偷偷塞给儿子，怕他在教堂吃不饱。

蒋母端来热茶。

粗瓷茶杯，边缘有细小的裂纹，但洗得干干净净，摸上去温润。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但泡得浓，香气扑鼻，热气蒸腾上来，模糊了视线。

“嗯，是我喜欢的香味！”我捧起茶杯，暖意从掌心蔓延开来，跟我身上透出的香味一样。

蒋母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盛开的菊花：“就知道你们小姑娘喜欢香的。我这还有，走时给你包点。”

“你们聊，我去做饭。”她轻声说，又到外面厨房。

隔着门帘，能听见洗菜切菜的声音，清脆，有节奏。

蒋父在对面坐下，把烟按灭在桌上的铁皮烟灰缸里——那是个罐头盒子改的，边缘已经锈了。

“你家是农业户口吧？”他问。

“嗯。擒龙村菜农！”

“有地好。”蒋父搓了搓手，那是一双建筑工人的手，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灰黑色，“我家是居民户口，没土地。从一粒米，一根菜，一坨肉，都得花钱买。”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陈述今天天气不错。

但我听出了话里的重量。

那是一个父亲肩上的担子，是一个家庭每日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在蒋家坐了不到十分钟。

厨房里飘出饭菜香时，我站起身：“叔叔，我得回学校了。”

“秋波，吃完饭再回去呀！”蒋母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拿着锅铲。

“谢了，姨妈！我得回去午休了！”我婉拒。

离开时，蒋母追到门口，往我校服口袋里塞了两个用油纸包好的油炸粑。

纸包还温热，隔着布料都能感受到那股暖意。

应该是她早上出摊时剩下的——后来知道，蒋母除了在建筑公司打零工，早上还在医院门口摆摊卖早点。

小主，

“这怎么好意思！”

“小小心意，拿不出手！”蒋母按住我的手，不让我掏出来，“路上吃，垫垫肚子。”

她的手很瘦，但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