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25日，圣诞节，星期日。

雪后的清晨，世界被洗刷得干净透亮。

我和蒋枫并肩走出教堂侧门时，晨光正从东边屋檐斜斜地切下来，把他的侧脸照得近乎透明。

他眼下有淡淡的青影，整个人像一尊薄胎瓷——精美，却易碎。

“真不用送，”我再次说，看着他苍白的脸色，“你多休息。”

蒋枫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带着倦意，却很清亮：“一起走到一段路吧，我也要回家一趟。”

积雪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关着门。

早点铺蒸腾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雾团，卖油条豆浆的老板正掀开热气腾腾的笼屉。

不知不觉走到了清州市医院门口。

灰白色的大楼在晨光中静默着，我停下脚步，笑了。

“笑什么？”蒋枫问。

“没什么，”我摇摇头，“就是觉得……跟这地方缘分不浅。”

从两三岁到现在，这家医院几乎成了我另一个家。小时候体弱，三天两头被抱来；后来受了伤，也是往这儿送。消毒水的味道，走廊里匆忙的脚步声，病房窗外那棵老槐树春绿秋黄——这些片段串联起我大半的病痛记忆。

蒋枫也看向医院，轻声说：“我弟弟小时候肺炎，在这里住过半个月。”

我们都没再说话。

医院大门对面是一排两层红砖瓦房，典型的八十年代建筑。墙面斑驳，红砖的颜色在岁月里褪成了暗沉的锈红。窗框上的绿漆大片剥落，露出底下朽木的本色。

这是新华路居委会的产业，后来疏于打理，多年后，好些已经成了危房。

但在1994年的这个清晨，它们还倔强地立在那里，窗台上摆着几盆冻蔫了的白菜和葱。

红砖房旁立着清州市油脂公司家属楼，五层的预制板楼房。阳台上晾着各色衣物，在寒风中冻成了硬邦邦的旗帜。

我们从居委会楼房中间的过道穿进去。

那是条窄巷，宽不过三米。

两侧墙壁长满青苔，即便在冬日也泛着墨绿色的暗影。

地面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缝隙里嵌着陈年的泥土和碎草。

走到巷子中段，左边楼房旁，就是蒋枫家。

一堵红砖矮墙围出个小院，墙头压着破瓦片，防止雨水冲刷。

木门是旧式的对开板门，漆色斑驳，门环锈迹斑斑。

蒋枫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

院子不大，但扫得干干净净。

青石板地面，缝隙里没有一根杂草。角落整齐地码着蜂窝煤，用塑料布盖得严实。墙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红黄相间，在雪后晨光中格外醒目。

靠墙搭着个简易棚子，下面堆着劈好的木柴，码得方正正。

“爸，我回来了。”蒋枫朝屋里喊。

门帘掀开。

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走出来，站在屋檐下。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但身板挺得笔直，是多年军旅生涯刻进骨子里的姿态。袖口磨出了毛边，肘部打着补丁，针脚细密。

小眼睛，皮肤黝黑，脸上皱纹深刻得像用刻刀划出来的。但眼神温和，嘴角天然带着点上扬的弧度——一看就会认为是四川人的那种面容。

后来蒋枫告诉我，他家祖籍四川乐至县。

蒋枫的父亲。

后来我爸和我聊起这位老同学时才知道，他是者阴山英雄团的高炮连长。

他俩和我老班长王丽蓉的爸爸王建国参谋长都是清州一中那位黄主任的学生。

蒋叔叔于1987年转业。

那时，我爸还是14军某部侦察连长。

如果不是被蒋枫的爷爷“捞”回清州，他的前程不会比我爸差——我爸才小学毕业，他可是1974年的初中毕业生，在部队里算是文化兵。

命运的岔路口，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蒋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顿了顿。

“幼儿园后面那家姓曹的，”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是常年抽烟的那种哑，“是你家亲人吧？！”

“我大伯家。”

“噢——”他拖长声音，上下打量我，眼里有了然的神色，“难怪看着眼熟。你是曹湉家的孩子吧？你应该还有个名字曹秋波？”

“是的，叔叔。那已经是老黄历了！”

蒋父脸上露出笑容，皱纹舒展开来，像干涸土地逢了春雨。

“我和你爸是同学，城关二小。”他从兜里摸出包“遵义”烟，抽出一支在手里捻着，没点，“他那时候就坐我前排，老爱回头抄我作业。字写得像狗爬，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声音低了些：“1989年我转业回来，还在街上碰见过他一次。穿着校官服，四个口袋，精神得很。我穿着建筑公司的工装，灰头土脸。”

我没接话。

有些话不需要接，听着就好。

“你爸在家吗？”

“没，他在军分区值班。”

“这样啊。”蒋父点点头，终于把烟点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青灰色的烟雾，“回去替我问他好。就说……蒋建军问他，还记不记得三年级那次，他把黄老师的粉笔盒藏我书包里，害我被罚站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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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话时眼里有笑意。

不是客套的笑，是那种想起遥远往事时特有的、带着暖意的笑。

那种笑里有少年时光，有课桌下的纸条和操场上的追逐，有后来各自天涯的命运，也有对岁月安排的淡淡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