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保路运动不期而至

宣统三年（1911年）5月8日，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小皇帝溥仪坐在龙椅上许久，渐渐地有些不耐烦起来，旁边的太监小德张见状，立即塞给他一个糖人。

坐在珠帘之内的隆裕太后，此刻正一脸肃穆，认真地听着摄政王载沣宣读圣旨：“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镇压广州乱党有功，赏黄马褂一件！”

李准立刻磕头谢恩，高声道：“臣谢主隆恩！”

这时候，小德张看了一眼摄政王，便理会其意思，于是拉长了声音喊道：“列位大人，有事禀奏，无事退朝！”

话音未落，庆亲王奕劻就从队列中跨出一步，禀奏道：“孙文乱党毁谤朝廷，无非是说朝廷。立宪派那拨人也‘国会’‘请愿’地闹得挺欢。老臣奏请早行立宪，以便对乱党的谣言蛊惑釜底抽薪，立宪派也感到朝廷抬爱，说不出话来。岂不是一石数鸟的好事？”

奕劻生于1838年，是清廷宗室，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磷之孙。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罢斥恭亲王奕，奕劻因缘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封庆亲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奕劻于次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病死，奕劻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

隆裕太后看了奕劻一眼，然后才转向摄政王载沣，沉声道：“那么，依摄政王的意思，是否也赞成早行立宪？”

载沣躬了躬身，道：“臣没有意见，一切由太后做主！”

隆裕太后心中一阵烦闷，摄政王载沣表面上对她恭敬有加，但实际上奕劻的这个提议早就经过了他的同意，他们之所以在这朝会上又装模作样地询问她的意见，无非是想显得更加冠冕堂皇罢了。

可是，现在的她又能怎么样呢？

想到这里，隆裕太后道：“既然如此，那就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吧，由庆亲王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任协理大臣……”

小皇帝溥仪一边舔着糖人，一边小声地嘟哝道：“内阁？不是军机吗。”

小德张在一旁赔着笑脸，道：“一回事儿，都是一回事儿……”

得到隆裕太后的懿旨，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和军机大臣徐世昌三人下跪行礼，齐声道：“臣领旨谢恩！”

“平身！”隆裕太后的声音显得十分无奈，“总理大臣，下边的各部怎么安排？”

“回太后，”奕劻胸有成竹地说，“我意内阁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博伦、盛宣怀、寿卷分任各部大臣。”

“嗯，”隆裕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甚合我意。和原来也差不多嘛……”

“这就叫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奕劻得意地说，“咱维新啦！别人还说啥？”

在这个十三人组成的“责任内阁”里，有九个满洲贵族，九个满洲贵族里有七个皇族，汉族官僚仅占四人。因此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没有诚意实行君主立宪。

徐世昌开口道：“禀太后，成立内阁之后，各衙门之间难免要进行一系列的人事更迭，急需一大笔钱用作经费，可是眼下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这……”

徐世昌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在等着隆裕太后给他一个答案。

隆裕只得问奕劻：“庆亲王有什么好办法？”

奕劻行了礼，然后信心满怀地说：“微臣准备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大约六百万镑！”

“什么？向四国银行团借六百万镑？”隆裕太后吃了一惊，“庆亲王，六百万镑可不是个小数目，洋人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点甜头儿他们肯借？咱们拿什么做抵偿？”

奕劻面色平静地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上奏，将民办铁路收归国有，再卖给四国银行团，料想有这个条件，他们必定答应。”

隆裕太后一阵头疼，尽管心中十分不赞成，但也毫无应对之策，现如今就只能任凭这帮大臣们折腾了，走一步算一步。

略略思忖之后，隆裕太后道：“准奏！”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在华开设的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四银行代表订立协议，彼此商定，今后四国银行联合经营并均分在华投资的权益和机会，四国银行团正式成立。四国银行团不是四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合，但它是金融实力最雄厚的四个国家资本的联合。这四家银行都与本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该国政府贯彻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工具，因此四国银行团实际上是这四个国家对华外交的一个联合体。它从一开始就在它们本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国银行团代表经过几个月的劝诱，终于说服了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同意英、法、德、美一起承担币制实业借款。1911年4月15日，《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签订，确定借款总额一千万镑（合银八千万两），由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团平均承担，年息五厘，九五折扣，四十五年偿清，借款用于改革全中国币制和发展东三省实业（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借款没有实现）。

帝国主义列强一直觊觎中国铁路的主权，企图通过控制中国铁路而控制中国经济。中国人为了捍卫中国铁路主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06年，清政府出高价向美国合兴公司买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改为商办。而后起的川汉铁路有了前车之鉴，从一开始的三四年内就完成了官办到商办的转变。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之把川汉、粤汉铁路专营权卖给四国银行团，与它签订了六百万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由四国银行团平均承担，清政府分别聘用英、德、美工程师各一个负责修筑各段铁路，其中湖北宜昌到夔州（今奉节）段聘用美国人为总工程师，该段用美国借款修造；铁路竣工后，款未偿清前（合同规定借款四十年还清），中国仍任用欧美人为各段铁路总工程师；铁路建筑器材应向英、美、德、法购买等等。

很明显，所谓“国有”其实是“洋有”。中国人好不容易掌握的中国铁路主权，却在清政府的帮助下，被洋人巧取豪夺去了。

两个借款合同在中国和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日、俄两国很不满意，认为合同第十六款（该款规定四国银行团有与清政府“合办东三省以此借款兴办之事”的优先权）侵犯了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特殊利益，而且将使其“人民和机构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机构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四国银行团被迫答应，不利用这项规定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业务，不妨碍日、俄两国在那里的金融活动。

1911年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歌电”，说明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王人文看到电报，深知如果公布出去，全省必定大乱，于是就把电报压下了。6月7日，盛宣怀、端方又直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发电报，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稷勋就致电成都总公司，让总公司找王人文索阅。电文只好公开了，全省舆论大哗。

6月16日，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保路同志会通过报纸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民众相继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表示誓死保卫路权。其中，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有绅士、商人、地主的，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也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拒不归还四川人民的股金，因此招致四川全省各阶层人士的反对。

四川总督王人文因同情四川人民的立场，将它真实反映给朝廷，却遭到斥责，被免职。

成都，四川督署大堂，总督赵尔丰坐在大堂上。

赵尔丰，生于1845年，字季和，祖籍辽宁襄平（今辽阳市），清汉军正蓝旗人。他此时已年近七旬，是在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的任上调任四川总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