槎湖张氏，甬上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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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两百年，累用官员过两百万人，即便这些官员有百分之一传承下来，也有万族之多。

况且，两宋、北元时期的名门望族还没有死绝，在本朝死灰复燃，传承家族就更多了。

再加上，鞑靼覆灭、大小琉球内附、马六甲归附，收复高丽，控扼倭岛……等等，凡是以前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大家大业，无不举家迁至国内，盘踞一方。

这部分从外边来的大势力，陈家书库还在陆续收录中，但能称得上大族的，起码也有上万家。

虽然在朝廷、锦衣卫、东厂的威压下，这些家族逐渐选择了低调，但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经营，使得这些家族在地方早就无法无天，短暂的蛰伏，只为过后更大的猖狂。

而这群人，也是影响朝廷律法在地方推行的最大阻力。

权贵豪门，奢华无度。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朝廷“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国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种强制性的“均富”，让门户豪强损失惨重，足以让这些家族伤筋动骨。

但要是说，就这样想弄死这群为官不仁、为富不仁、枉为人子的东西，让大明朝、让万民彻底摆脱“国弱民贫”，必须要下个几千年来未有过的狠手。

朱厚熜松开手，宁波府门户豪强家族图册又落回了檀木箱中，转身进入了精舍。

乱击的铜罄声，透露出圣绪的烦躁，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黄锦挥退了所有太监、宫女，独自己留下。

大殿忽然有了变化，在这晚秋时节，竟变得如盛夏那般酷热，让人大汗淋漓，但紧接着，又如深冬那般寒冷，刚出的汗水，就结成了冰霜。

秦制影响华夏数千年。

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实行郡县制，废除诸侯国等一切地方自治衙署，连最基层的县令都要由皇帝直接任免。

然而，在县以下的基层，如乡、亭、里等，只能由农村宗族推举地方豪强作为乡长、亭长、里长，其统治基础十分薄弱，法令的执行表面上是按照森严的秦法，但地方豪强和宗族势力十分顽固，地方始终不会紧跟朝廷的国策和动作。

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无论从道德上、信仰上，还是实际控制力上，都深深维护着地方对朝廷的这股离心力。

经济上，朝廷需要大族、地主在地方上的统治，以维护朝廷统治。

但是，大族、地主一旦兼并土地严重，勾结士大夫阶层、皇室宗族、皇帝亲戚等权贵，做大做强，就会影响朝廷的统治。

所以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是朝廷和地方、君权和官僚中间阶层的反复斗争。

要不是这次李春芳冒头，变着法对抗圣意，朱厚熜都险些忘了地方上的真实情形了。

朱厚熜站到了精舍里诸朝书架前，从大明朝往前，不断翻看着以前的历史，想从中寻找解决天下豪强的办法。

北元、两宋、五代十国、唐、随、南北朝、两晋、三国、东汉……西汉。

至汉朝开国，汉高祖刘邦就实行了迁徙楚国六大贵族豪强到自己的陵墓长陵，以此来打压战国时期长期形成的六国的各地方宗族势力。

而汉初整体贫困，迁徙了秦末六国的地方豪强，地方上基本没有大的豪强大地主了。

但到了文帝、景帝时代，采取与民休息的国策，以无为而治来治理国家，于是乎，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

也就是说，汉初的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等主政皇帝或皇后、太后，又做好了个超级大蛋糕。

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大汉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切分这块大蛋糕了。

但实际上，这块大蛋糕早已被新兴的权贵集团切分了。

这便是汉武帝初年，国库能调动财力仍十分有限的原因。

汉朝的权贵利益集团，聚敛了绝大部分的财富，霸占了朝廷大部分利益。

大汉权力，不在大汉皇帝一人手中，而在外戚、地方豪强、士大夫阶层等庞大的权贵势力手里。

“迁茂陵令！”

汉武帝颇具雄才睿智的“软性”改革方式，映入了朱厚熜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