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医疗条件的提高，人口增加的速度逞爆炸式增加，可问题是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粮食的产出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过多的人口，也会使土地所产出之米粮不足，兼之兼并横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不会平衡之道，天灾人祸皆能掀起灭国之灾难。

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进行有计划的生育。

至于眼下，全旭更不怕人口增涨过速，他所行的对美洲的殖商渗透政策，以及北非的吞并政策和天竺的洗劫政策，也恰恰也需要输出大量的剩余人口。

全旭也是出于种种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考虑跟权衡，遂将人口过剩的隐忧压下不说。

不过，对于政务院的意见，他还是以客观公平的态度进行评价：“因公而有争议，是好事，讨论得越彻底，将来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小！”

沈明泽充基量是中人之资，不过，他却有一个优势，努力学习，擅长举一反三。当然全旭为他定下了“首相当虑百年事”的基调之后，他就在政务院内部工作会议上，学习了全旭用数据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

首先就是借助皇家学院的资料和人力，进行了从秦朝到大明朝逾一千七百余年间，山西、陕西、河洛地区共出现一千两百多次旱年。

但是，大规模旱灾，共计十三次，而黄河溢口、漫决、改道之灾，近四百年，要远较陈宋朝以前为频。

经过这次数据和资料的对比发现，随着这三四百年以来，旱涝灾害自然灾害的频率比宋朝之前增加了三倍有余。

大明从来不缺乏聪明人，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沈明泽等内阁大阁开始连续坐阵京城的皇家学院，针对这个问题邀请学者和教授进行讨论。

这次学术性的讨论，还有外籍人士加入，分别是参与过徐光启修撰《崇祯历法》的汤若望、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等人。当然，更多的则是来自大明各地的学者，以及专业人士。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中国的历朝历代，皆设太史。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太史会记录下来各种史料，就是因为这种史料的存在，可以更好的了解西周以至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发现，黄河改道、变迁甚至、溢口、漫堤与北方旱灾都提高了将近三倍，另外是一个问题是关中地区。

就像西安城，也就是长安，有的历史说是十七朝古都，有的则认为是十三都，有的则认为是六朝。各种观点，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情，断代不清，基本上都勉强可以站得住脚。如果以最客观的角度来说，长安就是六朝古都。

为什么在唐朝以后，长安就不再被当作国都了呢？

就这个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这种种事，与关洛地区耕地过度开发、林草锐减有直接关系。世人并不缺乏远见者，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