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之后，会试考生终于不用再自己钉油布。

今年的竞争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试人数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场会试居然还少了三百。

当然，主要看录取多少。

这谁都说不准，进士名额经常变动，上届录取了三百五十个进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众士子苦等在贡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发抖。也不知是真冷，还是因为太过紧张。

此时的贡院座位有九千个，提前两天便看了座位图，以防止临考时找不到位置。

王渊与邹木挨得不远，中间只隔了八十多号。

这并非巧合。

两人都是治的《礼记》。

按照明初的规矩，《易经》、《春秋》、《礼记》、《尚书》和《诗经》，同考官分配比例为1:1:1:2:2。

其实这个比例，到了正德年间已经很不合理。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进士来举例，《春秋》、《礼记》各二十一人，《易经》七十六人，《尚书》七十人，《诗经》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异常没有？

《春秋》、《礼记》二经的进士太少了，这并非个别现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简单，《春秋》、《礼记》经义太杂，考试的时候容易懵逼。《尚书》虽然公认的学起来最难，但只要学会了，考试其实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难学又难考，《礼记》学起来容易考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