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身为华俄银行经济顾问的许永成的并没有理会萧克林面色中的不快，对于这些犹太人而言，他们的眼中所看到的只有金钱和利益。他们的身上没有中国实业金融家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社会责任感，除去对财富的追求，绝大多数中国的实业家、金融家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爱国是高于其它的责任。正是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感，令中国实业金融界愿意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吃亏”之举。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即便是我们再进一步开拓我们的国内外市场，我们仍不可能保持像过去一般的高速发展势头，经济危机发生后，几乎各国都将殖民地和其势力范围视为商品倾销地，实际上早在经济危机前，我们的国外市场已经开始趋于缩小。”

“尽管经济危机后，我们拼命对外扩张，大量增加商品输出，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贸易扩张的美好时代，早就已经消失了。即便是在上次战争结束前后十年间，由于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多出口工业品、多进口原料、少进口工业品的贸易政策，西欧等国不能获得足够华元贷款和黄金，来继续支付大量我国商品的进口，这成为我国海外贸易扩张的最大的障碍。以后，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重新加剧。列强纷纷加大对殖民地市的控制，这一切都使得我们的国外市场日趋萎缩。早在共18年初起，我国的出口便开始下降，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从共年17年的237％，下降到29年的86％。我们生产有了扩大，而其中输出到国外市场的部分，不仅不能保持住以前的比例，反而越来越缩小了。”

端着威士忌酒杯的萧克林点了点头，的确过去的二十年间，正像许永成说的那样。中国的海外市场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扩张加大，反而缩小了，甚至于在共和29年时，达到了近逆差的局面，这可是自共和6年后，从未发生的事情。

“十年前，总理再次复出时，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就曾献策说：如果我们要想避免未来十年经济崩溃，中国就必须在未来的十年内，在国内外另外找到6000亿华元的市场。结果，总理找到了这个市场！但不是国外市场，而是国内市场……”感觉有些口干的许永成喝了一口酒，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被国内主流选择性的忽视。

“准确的来说是一种剪刀掠夺，我们的经济复苏所依靠是农产品的高物价，借助农业剪刀收割的城市财富，从而实现农业繁荣，以农业繁荣带动工业恢复，农产品价格连续猛涨，尤其食品价格上涨尤其凶猛。物价暴涨至少吞食了城市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造成现在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甚至我们的劳工部长也不得不承认：‘物价的增长比工资快得多，给实际工资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经济危机前的共和19年，国民收入中工人工资和薪金所占的份额为632％，而在去年这个份额下降至518％。我们的经济恢复不过只是一个假相，一个被政府刻意掩饰、民众忽视的假相。”

许永成在说到这个假相时，在心下却由不得佩服起一个人来，现在的国务总理，他让人们相信，这种物价上涨是合理的，甚至是爱国的！他的上一次任期是用巨额国债和货币贬值堆积了他的经济奇迹。而这一次除了旧的方法外，他还增加了一个新玩意，农产品剪刀，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人为创造出农民收入增长的假相，进而刺激农村商品消费，尽管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但是这种隐晦的掠夺却损害了2亿余城市居民的利益。

借用反对党的话说，自共和12年后，中国城市家庭的生活状况愈益恶化。根据国内一个私人研究机构海的家庭预算调查，共和30年9月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用，一年需要2961华元，可是同期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工资却只有1972华元，即使要勉强维持预算调查所定的最低生活水平，也还差995华元。家庭收入的调查说明，共和30年至少有58％的中国家庭在预算要求的标准之下，勉强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

“这种借助农产品和食品的剪刀差式对内掠夺，所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我们的经济是恢复了，而且恢复了增长，但我们却陷入一个怪圈，依靠自我掠夺去实现国内经济的暂时稳定，但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对于高出国外25％的农产品价格，国民还能忍受多长时间？”从许永成的嘴中接连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尽管许永成是一个银行经济分析师，但在另外一方面，他还是一名在国内较知名的经济专家。

“市场，归疚到底，还是市场问题，我们一没有庞大的殖民地和势力圈，二没有能力要求或迫使欧美开放他们本国及其殖民地市场，为我国的‘过剩’商品和资本提供出路……”

“所以我们就用枪炮来换取得到一切了是吗？”诺有所思的萧克林随口道出了战争的真相，什么民主、自由、正义、独立，不过都只是借口而已。

“当然，我们抛开庞大的军需订单刺激的经济增长不说，单就是现在，政府制定的亚洲经济复兴计划，计划挂的是我国‘援助’亚洲复兴经济的招牌，实际上是利用这些独立国家战后初期经济困难的机会，以‘华援’为钓饵，令这些新生国家接受我国控制、沦为我国附庸的手段。按照‘计划’规定，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与我国分别签订双边协定。这些双边协定，对‘援助’规定了许多条件：‘华援’以中国提供货物的方式进行；受‘援’国出售这些货物所得款项，必须经我国同意才能动用，受援国必须向我国开放本国的市场；必须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必须向我国提供有关经济情报等等。”

作为一名经济专家，许永成在内心深处对国务院的那些总理顾问，可谓是佩服至极点，这群人利用战争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将战争这个原本有损于经济的魔物化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支点，甚至又通过一个“仁慈”的计划，彻底的解决了过去十年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的问题，将经济内掠转化为贸易外掠。

“这样，我国通过‘亚洲经济复兴计划’不仅迫使这些独立国家为我国商品和资本的长驱直入敞开了本国的大门，而且取得了控制他们内外经济政策、控制他们经济的种种特权。我们实业界在‘帮助他们重建经济’的名义下，建立起对这些国家经济的绝对统治，把夺取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作为解救我国经济危机的重要途径。”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对于国民而言，这是一个秘密，但对于我们——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是吗？”萧克林摇了摇头，许永成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个在国内实业金融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便是华俄银行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地方银行，同样参与其中，而且获利颇丰。

“我们垄断了整个东南亚的市场，以后还会有整个印度的，我们的部队在印度作战，我们的工业品随着国防军的脚步，占领了占领区的市场，到年底，我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市场，我们从这些独立国家进口原料，向他们倾销工业品，将低利润高污染企业迁至新独立国家，像最终他们会变成像韩国一样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彻底沦为我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