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与马来亚的交往从汉代开始，马来亚是中国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郑和下西洋亦是以马来亚为大本营。明亡后，马来亚亦是不甘为清奴的国人避难之地。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疲弊、民生困苦，沿海居民纷纷南渡谋生。甚至以千人为单位向马来亚集体移民。

数百年来，马来亚发展全仰赖华侨努力，吉隆坡是华人矿工发展起来的，马来亚最繁华的柔佛巴鲁亦是如此。实际上马来亚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因华人开拓发展起来的，是华人把马来亚小渔村、蛮荒雨林开拓成繁华城市、种植园。注定马来亚和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不同，同样决定了中国在对待马来亚问题上，不能与其它地区持相同政策。

而且早在国防军进入马来亚之前，南洋财团就通过琳琳娘家人亦张家人，向自己转达一个愿望，准确来说是马来亚华侨社团希望马来亚独立后，在人数上不逊于马来亚族的华族，可以在新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

“郑会长，你是国会侨务委员会主席，告诉我马来有多少华人？准确说，是马来亚华侨所占人口比例？”沉默一会后，司马话锋一转，直视郑彦芬。

郑彦芬一时没反应过来，思考十数秒后才给出总理答案，“4365％，马来亚是除兰芳外，华侨人数最多的聚居地，在绝大多数城市中，华侨所占比例普遍在60％以上，甚至在某些城市超过95％。”

总理的问题让郑彦芬和顾维钧明白为什么总理会提到马来亚独立问题，肯定与华侨比例有关系。而且顾维钧联想到总理太太娘家人，张家本身就是马来亚华侨中影响力颇大的家庭之一，华侨造就了马来亚，同样控制着马来亚经济，而在国内影响力颇大的华南财团和以南洋为活动中心的南洋财团中，生活在马来亚的侨商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人肯定不愿意看到，总理将韩国模式套用在“情况特殊”的马来亚，与“韩国模式”相比，华侨肯定更愿意采用“兰芳模式”即华人主导政府。

“对华侨的国籍政策，自共和以来，我们实施‘血缘国籍’，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所生子女即自动获得中国国籍。现在我们在马来亚却碰到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在马来亚实施‘韩国模式’，华侨身份界定，按照在兰芳、泰国、中南惯例，即华人自动获得独立后所在国国籍，我们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司马提到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华侨地位问题。

“独立后的马来亚，占人口436％的华侨地位是什么？我们应该对马来亚持以什么政策，这些都是问题。假如，我们执行兰芳模式，那么将占人口50％的马来人置于何地，同样这也有可能导致亲英势力和英国间谍从中策反，进而导致马来亚时局不稳定，这和我们建立稳定政权的目标是有违的，同时英国人可以以马来亚为借口抨击我们。”

郑彦芬立即领会了总理的意思，开始在脑海中构思解决办法，“总理，其实这些并不是问题，无论是在韩国或越南、泰国等地推行民主宪政，共和中国不仅是作为解放者解放那里，同时还帮助他们建立现代化政治秩序，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不是吗？而且这亦受到当地民族普遍欢迎，这一点想来大家都不会反对。”

郑彦芬说话时面带微笑，解放的同时伴随“价值观推广”，而价值观推广，同样隐藏着其它目的，总之在新生国家中，民主是核心、宪政是基本，当然唯华政策不可避免，否则政权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对马来西亚采取间接统治方式，形式上承认各苏丹对马来西亚统治权，保留原封建土地制度，并通过设置保留地和限制其他族群购买土地的方式，将马来人固定在农村，利用华人和印度人在城市充当锡矿工、手工业者和种植园主。因多数马来人生活在农村，贫困率较高，而华人、印度人则主要生活在城市，总体经济水平较高。”

郑彦芬向总理阐述马来亚的历史，总理和其他人的疑虑是基于对马来亚现状的不了解，而华侨恐怕亦不了解“共和”本质。但一方面作为国会参议员，另一方面又是国会侨务委员会主席，自己每年有大半时间在南洋，与侨社、侨民还有殖民地政府打交道。对于那里的情况虽然谈不上了如指掌，但至少比他们更清楚。

“总理，宪政的根本在于公平，中南三国第一次普选已经开始，三国选举法是我国法律专家借鉴我国《元年选举法》基础上制定，在选民登记上，有一些限制，比如：小学以上文化，否则他们不识字，怎么去投票呢？在早期普选中必须加以限制，在民众适应之后，才能够扩大，共和二年我国登记选民4300余万，而现在是415亿。总要一个过程不是吗？”

“继续！”郑彦芬的话让司马意识到他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马来亚占人口50％以上马来人，文盲比例占80％以上。而马来亚90％在校学生是中国人，90％以上大学生是中国人。而且，无恒产者无公责，绝大多数马来人都依附苏丹和大地主。如果选民登记，有产、普遍接受教育的华侨，将占登记选民绝大多数。宪政基本精神在于公平，我们并不需要偏袒某一方，需要继续一如既往的给予公平、公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