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公平’的审判，不是吗？”司马异常平静地说道。相比于国内省份，张尉伦等人至少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张尉伦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西北也同样用法律来维护尊严和规则。此时司马心中甚至暗自庆幸，幸好当初为了西北军事化，特意制定了西北独特的公务员预备役军官制，否则恐怕真的只能把张尉伦那种人关上几个月而已。但是公务员预备役军官制，却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在同样罪名下，严酷的军法可以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不会有死刑，尽管内心深处司马更愿意用死刑惩罚污吏，却绝不能冒牺牲军事法庭公正的危险。

“十年，在军事监狱关上十年，足以让他们后悔曾经的所作所为。”从司马口中得到不会处以极刑的回答后，让蔡锷放下了原本的担心，军事法庭绝对不能沦为工具。在蔡锷看来军事监狱十年苦役已经足够了，一次将一百三十六名官员判处三年至十年军事监狱苦役已经足够在西北敲响警钟。

“但愿能够让那些人警醒吧！”想到军事监狱的苦役，司马心中如此希望，在这个案件中采用军法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需要更完善的法律，而政府同样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才有能力打击贪污腐败。

“或许建立廉政公署是个不错的选择。”想到后世因电视、电影而被人们熟悉的香港廉政公署，司马在心中思量。贪腐历来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贪腐是导致和加速政府垮台的催化剂，除了依靠纸面上的法律之外，还要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反贪部门。

第148章 通牒与误判

“我尊敬士族，因为他们的贡献！我痛恨士族，因为士之精神的缺失！”司马曾经如此说道，后世人们曾经痛苦的追寻已经基本失去了的美好的华夏“士”之精神，后世所谓的国学文化遗失实际上正是士之精神的缺失，而这却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失去精神家园的国人心灵迷失，所剩下的只有对先人美好“士”之精神的追忆。

在人们眼中西北象征科技倡明、工业发达的中国，但是与此同时西北同样不遗余力的维系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军国民思想是西北国民教育核心，但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培养上，西北同样注重“士”之精神的培育和继承。人类社会性决定一个人必须拥有明确的文化基因与价值取向，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旦缺失，其苦痛将远甚于物质匮乏的折磨。

中国传统文化千年传承、万古沿袭，它已将中国人精神中最宝贵的品质淬炼成型，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就是“士之精神”——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

“士”的特点便是以“国士”自许，爱国自任，把国家、民族、社会的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在维系传统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西北，国学大家们按照司马的要求和建议，打破了中国文化中“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观念，承认商人如果具备高尚情操也可以被称为“士”，儒家在西北以一种新的涵盖姿态顺应了时代潮流发展。

“一唯利是图之商人。”

在西北迅速崛起之后，曾经有数不清的政府高官与地方督军如此形容司马，虽不尽翔实，但却点明了司马的身份——商人。而西北在众人眼中不过是一“奸商”建立的地方政权。以商起家是西北和国内实力派系最大不同，西北的根基在于工业、在于商业，繁茂发达的工商业是西北一切力量的根源。

人人都道“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可也知商人亦同样爱国，西北发行的战争公债60％由国内外大小国商认购，西北的教育以及社会福利70％经费来自商人的捐赠，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士”之称谓，他们的付出同样赢得国人的尊重。商人是西北的根基，而保护辖区内商人的合法权益亦是西北边防公署的义务。

“劫害国商，天理难容！”

“西北毛商于青海惨遭屠虐！”

“杀人者，人必杀之！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376条人命！53万余斤货值过3000万元羊毛被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