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弊端同样很大，武烈侯和北疆权力过大，政策太松，而中央又盲目信任，极有可能把武烈侯和北疆推向割据称霸的局面。

然而，中央的事情同样复杂，秦王政和咸阳宫无法直接控制朝政，甚至无法在中枢中拥有绝对的决策权。比如给予北疆更大权力和更宽松政策这件事，就不是出自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本意。秦王政和咸阳宫一门心思要集权于中央，怎么可能一次次向武烈侯和北疆做出让步？

但中枢大臣们利用当前的局势，利用统一大业的困难、西南远征的困难、中央财政极度匮乏等等事实，做出了让武烈侯和北疆在未来几年必须“自力更生”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中央的好处，对中央实施全部决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秦王政和咸阳宫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在这件事上设置阻碍，那任何一个决策的失败，中枢最终都要把责任推给秦王政和咸阳宫，这其中的后果可想而知。

在政治博弈中，豪门贵族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正从各个层面进行默契地合作，给予武烈侯和北疆更大的权力不过是他们合作中的一个小策略而已，他们有意把武烈侯和北疆推上割据称霸之路，或许武烈侯本人拒绝分封，但他代表的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当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事就由不得武烈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本集团利益之上了，即便他一万个不愿意，最终也不得不选择让本集团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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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在中枢的全力推动下，西南远征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进入尾声，马上就要开始进行入实施阶段了。

这时候，秦王政和中枢大臣们在远征军的兵力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秦王政要确保西南远征的胜利，为此他最早的建议是远征军的军队数量要达到三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十八方镇的赵人要大量征调，他们将成为远征军的绝对主力。秦人对这批迁徙到江南的赵人始终不放心，担心他们到了西南后就不听指挥，据岭南而称霸，所以中枢大臣诸如丞相隗状、王绾、太尉公子腾等人强烈反对，远征军统率杨端和和公子峤、昌文君熊炽等南下参战的贵族们也是一致反对。

秦王政在远征军的军队数量问题上绝不让步，于是经过商议后，改从中原、河北、山东、两淮等地征调征调兵役，其中山东和两淮的青壮男丁大部分是齐、楚两国的归乡降卒，拉到战场上就能打仗，用他们做远征军的选锋部队去冲锋陷阵正好合适。

秦王政的想法是不错，此策既能解决远征军的兵力问题，又能解决地方上存在的动乱隐患，但镇戍地方的功臣们想得更复杂。镇戍地方的功臣们如何增加自己的实力？第一就是保证地方军的规模，而地方军的来源就是这些青壮男丁，咸阳把他们全部拉到西南战场上打仗了，即便不死也是杳无归期，这不是存心要削弱地方势力吗？于是各地方郡县的军政官长们不约而同地向咸阳“诉苦”，无非就是因为长年战争导致这些地方的青壮男丁非常少，而无论是镇戍地方还是恢复和发展地方，都离不开这些青壮男丁的劳作，所以无法向远征军输送兵力。

秦军每到一地，必定核实户口和土地，登记造册，但无论是新建的各级府署还是功臣们，都在新占领疆土上大肆掠夺土地和其他财富，同时还大量掳掠人口做为奴隶，为他们创造财富，所以咸阳拿到的这些统计数据缺乏真实性，但中央暂时没有精力也拿不出有效办法来制约或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先把地方郡县稳下来、控制住了。

地方郡县先是拿虚假数据欺骗中央，现在又想方设法阻挠中央从地方郡县征发兵役，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命令形同虚设，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中央所征发到的兵役更是寥寥无几。

中枢大臣们和中央府署官员都帮助地方郡县说话，认为地方郡县的困难实在太大。中央既要地方郡县的赋税，又要地方郡县的徭役，而地方郡县承担着稳定和恢复之重任，这两者之间形成了直接冲突，如果中央强行逼迫，地方郡县的局势恐怕面临崩溃之危。

这句话可不是危言耸听。山东琅琊、胶东的叛乱刚刚平定，淮北蕲城、彭城的叛贼也刚刚诛杀，如果因为中央的逼迫导致地方叛乱再起，西南远征肯定要延迟，那对中央来说就是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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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愤懑不已，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责难地方郡县。毕竟这是非常时期，中央实施了非常策略，中央困难，地方郡县更困难，这是显而易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