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侯在稳固了北方战场后，便把全部精力投到了代北和燕南两地的稳定上。

稳定的前提不仅仅是边疆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让民众吃饱穿暖，所以发展农耕是第一，兼顾畜牧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发展工商业，但无论是发展农耕畜牧还是工商业，都需要高效而忠诚的地方府署和地方官吏。

大秦官吏储备的严重不足就此暴露。虽然宝鼎很早就警告过秦王政和中枢，并献计献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中土太大，需要的官吏太多，仅靠大秦本土力量根本不够，所以最终宝鼎不得不面对现实，只能从军队中抽调军官去地方郡县任职，而地方掾吏则基本上从地方征募。

这种地方官吏的组成所蕴含的隐患之大可想而知，但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只能一步步来，一步步改变，就像发展农耕和工商业一样，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上正轨并有所成效。

北方局势稳定的基础是打造一支庞大而精悍的军队，尤其在统一前后的几十年里至关重要。北方因为生产力落后，财赋严重不足，如果常备军数量过于庞大，必将给中央财赋带来无法承受之重，所以实施在征兵制基础上的轮换更戍是保证北方拥有一支庞大军队和强悍战斗力的唯一办法。

武烈侯和军政官长们经过一次次商讨，拿出了构建北方防御体系的一系列方案。在这个方案中，长城是第一道防线，太行山是第二道防线，事实上也就是把当初秦、赵、燕三国的北方防御体系整合为一体，除了连接三国长城，修缮和加固烽燧要隘堡垒，拓宽和开辟交通要道，加大垦荒屯田的力度外，就是军队建设，而军队建设中最重要的就是骑军建设和地方壮勇的训练。

这一综合防御体系牵涉到方方面面，其工程量貌似“宏伟”，其实不然。在过去的近百年时间里，秦赵燕三国在北方防御上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在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已经非常完备了，武烈侯不过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而已，耗费不多，但事务却非常繁杂，其主要就是协调各边郡、军队和地方、中土人和北虏诸种之间的利益而已，而协调中央和北方边郡、中央和北方镇戍军之间的利益是最为艰难的。

武烈侯一次次上奏，与秦王政和中枢大员们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是异常频繁。

秦王政和中枢在此事上并没有设置过多的障碍，一则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原决战上，没有更多时间去关注武烈侯所要构建的这个庞大的北方防御体系，二则北方镇戍直接关系到统一大业和中土安全，如果武烈侯和北方三地的军政官长们能在数年内完成这个防御体系，其意义就太大了，所以从秦王政到中枢，到中央府署，基本上都采取了支持态度。

年底之前，武烈侯请奏咸阳，恳请把中山的军政大权暂时授予自己，以便集中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完成这个防御体系的构建。秦王政和中枢不想在中原决战的关键时刻与武烈侯激化矛盾，所以给了一些限制后，也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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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武烈侯一边恭贺新年，一边请奏，在北方防御体系中，利用农闲时间训练壮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考虑到现在是非常时期，军队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待提高，所以他希望咸阳授权，在农闲时期以征调兵役的方式在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集结壮勇，按照军队的编制进行集中训练。

武烈侯的这个奏议让咸阳大吃一惊。

训练壮勇是正常的事，以军队编制进行集中训练也很正常，过去关中蓝田大营和晋中太原大营都是以这种方式训练壮勇，这样一旦打起仗来，地方军拉到战场上就是绝对主力，否则如何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这几年关中和晋中的壮勇全部到了前线，不在北方战场就在中原战场，蓝田大营和太原大营就是一个空架子，大秦本土尤其京畿的防守力量已经削弱到了极致。当然，这和统一进程的快速发展有关，过去出了函谷关、井陉塞和句注塞就是前线，蓝田大营和太原大营的作用至关重要，进可攻退可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秦的疆域迅速扩大，北方边疆是代北和燕南，东部前线在中原的大梁也就是鸿沟一线，关中和晋中成了本土腹地，蓝田大营和太原大营的军队当然也就随之远离本土腹地了。

这种新形势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央空虚。疆域大了，前线远了，而在外征战的军队却还是本土的军队，短时间内被征服土地上的“新国民”忠诚度非常低，不能使用，即便征调也是数量有限，所以中央空虚是必然。正是因为如此，武烈侯才提出了“虚内守外”的国防新策略。

新形势的出现不代表大秦君臣就能随之改变治国理念，改变统治策略，尤其在这个关系到大秦兴衰存亡之刻，顽固的保守思想肯定是主流。从秦王政到中枢大臣，一个个身处历史洪流之中，一个个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未来的无知导致他们非常恐惧，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坚持固有的治国理念，坚持传统的统治策略，在此基础上进行谨慎而微小的调整就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