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翦和公孙豹突然在一个风雪之夜发动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注句要塞，三万骑军如狂飙一般杀进雁门之后，咸阳这才意识到他们被武烈侯欺骗了，入代作战事实上是武烈侯和李牧联手操控的结果，而这一举措直接把秦军推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咸阳因此变得极度被动。

秦王政勃然大怒，当即就想急书南阳，怒斥武烈侯竟然在这种关系到王国安危的大事上自作主张，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枢可以忍受的底线。

尉缭、蒙嘉和冯劫等近侍大臣也是非常恼怒。中枢为什么答应武烈侯的恳请救助代北灾民？为什么不愿意趁火打劫杀进代北？原因就是担心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此刻中原尚未稳定，假如秦军在代北战场与匈奴人久战不下，甚至陷入匈奴人和赵人前后夹击之中，那么赵齐楚燕四国极有可能合纵攻打中原，中原十有八九得而复失。

尉缭等人一致认为这是李牧设下的陷阱，而武烈侯胆子更大，竟然将计就计，要打破常规，把秦军直接推向两线作战的险境。现在再回头看看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不难发现，武烈侯在代北大地震之后，一边积极推进中原常备军的建设，一边却以救灾的名义把中原钱粮大量运送太原，目的无非是示敌以弱，成心要把合纵军诱进中原。

武烈侯太疯狂了，他的疯狂已经危害到了王国的安危。

熊启、隗状、公子腾和公子豹却在此事上高度一致，四位大臣不遗余力地为武烈侯的举措进行辩解，同时对尉缭等人的担心嗤之以鼻。公子豹甚至不屑一顾地说，“合纵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以武烈侯天纵之才，对付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

公子腾不像公子豹那般骄狂，他倒是表现得极为谨慎，“王翦和公孙豹以三万骑军入代作战，胜算虽然不大，但最起码可以阻止匈奴人乘机占据代北，给我北方军集结和入代支援赢得足够时间。假如此仗我们稍有迟疑，那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必将失去进军代北的机会。让匈奴人占据代北，对中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大家都清楚。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两线作战，也要阻止匈奴人占据代北，威胁中土。”

公子腾这话一说，秦王政心里的怒气才稍稍小了一些。

在代北大地震发生后，中枢曾为是否乘势占据代北有过争论，但考虑到中原刚刚拿下，中原形势紧张，这个争论的结果不言而喻。现在看来，不是中枢太谨慎，而是武烈侯和王翦等人太疯狂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就是因为手里的权力太大了。前线统率一般都有“临机处置、便宜行事”之权，武烈侯就是凭借这个权力打韩国，而王翦则以此权打代北，事前都没有向咸阳透漏分毫，导致战事开启后，咸阳十分被动。

既然代北已经开战，咸阳现在只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战场上，目标很简单，拿下代北，确保中原。咸阳被动定策，又正值新年，诸事都显得非常仓促，而这给了赵燕齐楚四国足够的反应时间，他们可以马上对付中原秦军。

秦王政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急书武烈侯，请他尽快返回大梁，协调中原诸军，统筹中原军政，确保中原安全。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在信中大发雷霆，警告武烈侯不要恃功自傲，更不要干涉朝政。你的任务是吞并诸侯，一统中土，至于统一前后的国策走向那是咸阳要考虑的事，与你无关。

这份措辞严厉的书信送达蓼园的时侯，武烈侯正在考虑甘罗的事。

他无法确定昌文君是否滞留南阳，假如昌文君执意要返回咸阳，那他只能指望甘罗了，但甘罗值得信任吗？在过去的一年里，宝鼎给予了甘罗最大的信任，甘罗也的确做得不错，但从各种消息渠道汇总来看，甘罗正在脚踩三条船，不但与熊氏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与蒙氏也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给人一种在政治上骑墙，试图左右逢源的恶劣印象。

政治上从来就没有骑墙，不是站在左边，就是站在右边。至于哪边是对的，哪边是错的，其标准不是真理，而是博弈的胜负。宗越在向武烈侯禀报甘罗一系列不正常举动的时侯，曾对其做出判断，认为甘罗对未来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导致他看不到目标，无所适从。

宝鼎一笑置之。他和甘罗从见面那一刻开始就有默契，甘罗始终保持着这份默契，但现在宝鼎不需要这份默契了，他需要甘罗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复。回到南阳后，宝鼎给了甘罗几次暗示，但甘罗都没有回应，这让宝鼎犹豫了，打算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把章邯留下。既然认定老太后在世的时间不长了，那在离开南阳之前，他必须做好所有的准备，以免让咸阳乘乱得手。

宝鼎看完秦王的书信，暗自冷笑。昌文君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朝堂上的这帮熊氏贵胄肯定要随着老太后一起变为历史。熊氏越是急切地想保住现有的权势，越是倾覆得快，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秦王越是与自己的矛盾激烈，熊氏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可惜熊氏看不到未来，像老太后这样深谋远虑的人更少，这导致熊氏现在正在走上一条错误的路。

熊氏倾覆太快对蓼园非常不利，宝鼎不得不想方设法予以挽救。咸阳宫里的王夫人只能靠隗清从中周旋，而朝堂上的熊氏贵胄宝鼎就没有太多的办法了，只能寄希望于隗氏大兄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另外就是必须保住东南这两个郡，这可是熊氏东山再起的本钱，也是蓼园目前的“老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