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随即谈到南阳局势，关东局势，话题不知不觉就转到了统一大业上。

宝鼎老调重弹，再次阐述一年前他在骊山行宫所表述的大一统观点，并再次把当初自己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拿了出来。当初他提了很多建议，但一年来，咸阳就做成了一件事，修改学室制度，扩大招募学士的范围，给统一后的帝国储备官员，其它建议无一实施。

国策的变革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时机，宝鼎重提旧事，目的不是劝谏秦王政必须采纳和实施他的建议，而是以此为契机，把自己对未来咸阳政局的担心非常隐晦地表述了出来。

当中土统一后，大秦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稳定关东六国的国民，是赢得关东六国国民的人心。关东六国的现行制度和大秦不一样，统一后秦制要普及中土，但任何一种制度的推行都要循序渐进，都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而这个时间或许是一代人，也或许是两到三代人。

以大秦为例，大秦从孝公变法开始，改世卿世禄制为军功爵禄制，以严刑峻法治国。最初大秦人不能接受，矛盾激烈，商鞅甚至因此而死，但因为大秦历代君王坚持法治，几十年之后，到了昭襄王时期，军功贵族和寒门士卿大量崛起，大秦人才算勉强接受，但矛盾还是非常激烈，直到如今朝堂上还是纷争不断。再看关东六国，先后变法强国，除了赵国略有成就外，其它诸国都失败了，楚国甚至是彻底失败。由此可见，一个全新制度的推行对王国而言直接决定了兴衰存亡，所以不仅仅要小心谨慎，还要循序渐进，千万不能抱着一蹴而就的想法，那对王国肯定是一场灾难。

中央集权制度是法家治国之术的最终理想，但目前中土王国包括秦国都没有实施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民”的利益，所以它无法赢得天下人的人心，尤其无法赢得被征服关东六国的“民”心。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宝鼎反复强调“民心”对未来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其实宝鼎这个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对秦王政说过，当时宝鼎提出以黄老学术为的“无为”而治来做为帝国初期“与民休养”的主要国策。

一年前秦王政并没有反驳宝鼎，毕竟宝鼎刚刚回到咸阳，年纪小，权势也非常有限，对秦王政没有什么威胁，所以秦王政一笑置之，就当是一个急于表现自己的天才少年的夸夸其谈。

这次秦王政忍不住了，当即反驳。

统一之前，有艰苦的统一大战，打仗需要钱粮，钱粮从何而来？当然要以强硬的中央权力来巩固对地方郡县行政和财政的控制，包括对新占领土的行政和财政的绝对控制。

打仗需要军队绝对遵从中央的命令，但随着大秦疆域的不断拓展，军队越来越多，距离中央越来越远，将军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如何确保中央牢牢控制军队？当然要集中军权于中央。

军政财三大权利都要集中于中央，才能确保大秦在统一前和统一后，中央始终牢牢控制军队、地方郡县和全国的赋税，也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大秦军队吞并六国并迅速稳定六国疆土，确保大秦在统一后能够集中中土的全部力量在六国的废墟上进行恢复建设，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土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以此来抗衡和打击北虏，并进一步向南北两个方向拓展帝国的疆域。

“你这叫竭泽而渔。”宝鼎毫不客气，当即驳斥秦王政，“军政财三大权利全部集中于中央，王国的实力的确强了，中央可以令行禁止，为所欲为，但这种强大无法持久，因为中央不管是进行恢复建设还是南征北伐，最终的承担者都是天下的民。中土统一之际，民不聊生，这时候帝国的首要之务是休养生息，是让天下的民吃饱穿暖过上安稳的日子，如此才能赢得民心，更重要的是赢得财富的持续增长。民富了，中土的财富才会增长，帝国的赋税才会增加，这样帝国才会迅速稳定，继而才能恢复元气。帝国富裕了，元气恢复了，中央才有能力为所欲为，想干什么都行。反之，在天下的民没有摆脱生存威胁之前，帝国不顾一切地敲骨吸髓，只能让他们更苦，更穷，心里的愤怒更大，一旦哪一天愤怒爆发了，那就是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新生的帝国必将岌岌可危。”

兄弟两人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大秦的长治久安，但秦王政的观点是君权至上，中央集权，最大程度强盛国力，力争在他有生之年建下千古功业，而公子宝鼎则以“民”为重，强调国不与民争利，民富则国富，个人的千古功业与帝国的世代传承相比，不值一提。

最终，兄弟两人吵了起来，彼此都想驳倒对方的观点，嗓门越来越大，怒气也越来越大。

秦王政顾念手足之情，无意置公子宝鼎于死地，尤其爱惜他的才能，所以试图说服他，而公子宝鼎也不想与秦王政手足相残，他更想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给秦王政一个告诫，让秦王政意识到国策变革的步伐不能太快，更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环境，否则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夫人和隗清听到争吵声匆忙赶来，本有意打算劝阻，但从书房内传出来的争吵内容让两人骇然心惊，战战兢兢地站在书房外相顾失色。武烈侯发疯了，他到底还想不想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