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渡河。顺水向下游前进，在汾水下游的洪洞登陆。”刘备命令道。

营寨方向传来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河水泛起一阵阵波涛，声响盖住了刘备的最后一句话，只见刘备嘴唇在动，却听不到半点声音。

“匈奴兵完了”，木船上，士兵们默默相对。达成了共识。

刘备来西河，就是放火来的，邺城攻城战剩下来地所有火油罐，都被随军携带。绵山上浅浅地放了一把火，几天的营寨攻防战，火油罐无用武之地，许多士兵都以为刘备改了性格，剩下地火油罐将原封不动地带回邺城。没想到。撤离时刘备把所有的火油罐都用锯末掩盖。

锯末，有一点火星就可以在尘土掩埋下默默燃烧，一旦翻动出来，见了空气就会燃烧剧烈，冒出明火。营寨内的炊火，掩盖了锯末冒出的细烟。等到火油罐内的黄烟升起。离苦味酸的爆燃也不远了。

“轰隆轰隆”，连续不端的响声中，刘备顺河而下。薄雾渐渐消散，匈奴左部尚未出现，不过，此刻他们出现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

史籍记载：武帝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地病毒的带疫马匹。汉军饮用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军中瘟疫大发。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地第一代生化武器。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每隔10至20年反复发作，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角三兄弟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按照史籍，四年后，也就是公元195年，大规模的伤寒病又开始在全国暴发，不到十年时间，造成中原大地人口超过将近一半，南方人口减少6成。黄巾之乱后，南下避祸的豪门士族众多，汉朝人口本有5000余万，战火寥寥地南方，怎么样也会有1500万人口吧，然而，吴国最后只有100多万人口，这是怎么回事？答案很简单：伤寒。

几百年后，北匈奴部落迁移到达欧洲，也给欧洲带来了长达四百年的瘟疫肆虐，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被欧洲称为“黑暗时代”。

191年，刘表平定荆州所有动乱。兵强马壮，正准备图谋中原时，瘟疫打碎了刘表的图谋。很多看三国的人认为刘表胸无大志，坐守富饶的荆州，不思进取，实际上，刘表当时连皇帝的车马都开始私自建造，是伤寒症打乱了他的步骤。

在张羡反叛被镇压后，刘表在名士王桀的推荐下任命豪门士子张仲景为长沙太守，这位长沙太守张仲景就是医圣张仲景。按照正常的历史，黄忠应该在其手下守城门。公元195年，伤寒症再次大规模暴发时，张仲景在任上殆精竭力医治百姓，后来。由于宗族亲长大规模死于伤寒，张仲景心伤之下，辞官回南阳家乡，开始研究伤寒症地治法。他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表示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十年以来，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伤寒方，是少数几个被后世确认为有效地中药药方之一（他治糖尿病的消渴丸。被后世确认为无效药方，后来，添加了相应西药成分后，这药方开始重新使用）。张仲景虽然曾担任太守，也是豪门大族出身，由于好摆弄奇淫技巧（喜欢为老百姓治病），故此深受儒士们鄙视。历史上连传记都不屑给他留下。

“战略目地已经达到，剩下的事，就是隔离近卫军团了”，刘备欣慰地笑着：“好在人数不多，时间又近冬季，疾病是难以流行的。嗯，把他们都拉到青鹿港（今青岛港）外的海岛上，就说要监督青鹿港的建造。明年开春再准许他们回广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