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家长没来见她，他们直接告到了校长办公室。那小孩回家跟父母哭诉老师很“恶死地”骂他“他妈的”。不单止如此，他们尽信了儿子的谗言，还一个“报料热线”投诉到报社的记者，以及区教育局。

适逢其时教育界征进行教革，在嚷完减负之余，又闹哄哄地嚷着要实打实推行素质教育。于是，杨忆一句“他妈的”，引发掀然大波，上了报纸头条，做了典型事例。那记者是转学生父母的朋友，该报道有多义愤填膺可想而知。

校长把杨忆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也难怪他会气急，他下半年就要上调，杨忆却在这关键时刻给他捅出个大漏子。

杨忆被勒令就该事件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逐级呈递。折腾下来筋疲力尽。她都以为自己要被当作教育界的耻ru驱逐出校了，拖了一阵子后，最后还是内部处理：上交检查，在教育局备案，扣发全年奖金，不许参与评级。

出了这事后，转学生的父母要求给孩子调班，可是任校长软硬兼施，没有一个班主任愿意接收他，每一个老师的拒绝都十分坚决。他父母没办法，只好又把他转走。

即使如此，这事也无法告一段落。因为杨忆在学校里已经人尽皆知。有的家长送孩子上学，远远的会对她指指点点，更有少数，明确要求不能让杨忆做他们孩子的班主任。

还好这一年里杨忆也认识了些人，结下了一些人际关系，与几位有能力的家长关系不错。她本也不打算在小学里做得太长。和校长商量过后，校长也同意了，还说可以帮帮她。于是她开始办调动，选定目标是福田区的一所二等中学。

调动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就是时间拖得长了一点。中国官僚主义式办事效率的缓慢源远流长。

如此一波一折，又是半年。

还是当班主任，还是辛苦依然，不过熬久了人也就麻木了。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全都狗p，老师就是个人，外面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老师也就什么样子。

真有贪婪和计较起来的，为奖金为评级为各类指标明争暗斗撕破脸皮跟校长哭天抢地，也一样是种种嘴脸都见尽。教师也就那么回事。

住她隔壁的一位语文老师，政工处要她写一篇演讲稿“颂师德，立师魂——我为xx中学作贡献”。她开笔写道：没有真正从事过教师这个行业的人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什么是老师。曾经有一个人，拜托我给他做媒，于是我就打算把有xx中学之花称号的一位女老师介绍给他，但他一听我说对方是老师，立刻拒绝。这个人，他就是了解老师的真相的。

语文老师写到这后再写不下去，她想发挥先抑后扬的笔锋把文章兜回到“颂师德，立师魂”的主题，可任想破头皮也无计可施。一日午饭，她把所写这段话大声朗诵给在座的老师听，听者无不喷饭。杨忆也是，笑痛了肚皮。真绝了。

中国教育的悲哀就在于，连当老师的都不接受和相信自己所教授的种种东西，却要硬着头皮强迫学生去相信和接受。

那位语文老师说，我最不喜欢的事就是改变别人，别人喜欢干吗就干吗，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关我什么事？我管他们那么多？可老师这个职业，就是逼着我们去改造别人。我们要生活要工资要从初级评到中级，于是就只好给他们洗脑来达到目的。事实上，那对老师和对学生，都是一种灵魂的扭曲。

杨忆听着，偶尔符和，也跟着发几句牢骚。

自然也不全都坏的，倒有一点是真好，科室里人际关系不象外面企业/单位的那么复杂，算得是十分单纯。毕竟是知识分子，有些近退休年纪的老师为人十分淡泊，象他们这些还年轻的老师又还不懂金钱的重要，辛苦工作主要是出于责任心，而不是冲奖金去的。

转校后杨忆倒学乖了，手机概不外传，家里的电话有来电显示，不想接听的由得它怎响也是充耳不闻。不过千防万防也防不了万一，还是有位家长不知怎的弄到了她的手机号码，在她吃饭的时候打来。

她很礼貌地和对方谈了一轮，然后说：好，行，明天你来学校我们再详谈。对方也说好，可又自顾自往下去，过了二十分钟后，她又说：好，没问题，明天你来学校，我们再仔细说。那家长还是一径往下说。又二十分钟，她又说：好，可以，明天你来学校我们好好谈谈。对方还是没有放下话筒的意思。最后她实在忍无可忍：明天你来学校我们再谈好吗？我正在吃饭呢。

对方终于说再见了，挂了电话后望着已凉冷的两个小菜，她已经没了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