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他看着于谦的目光不禁幽深了许多：“于侍御的这些话，可对顾都宪说过？”

刚刚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虽不至于后怕，但这会儿于谦这连赶数千里路心头郁结的一口气已经尽数宣泄了出来，便没有刚刚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复又坐下：“下官来广东之前，都宪大人就曾经谈过中官之事。都宪大人对此忧心忡忡，所以下官沿途便一直想着此事，刚刚是因为看了秦怀谨的诸多恶迹心有所感，若是有冲撞之处，还请张大人海涵。但这些都是下官的肺腑之言，张大人既然是天子信臣，便不当在这事情上袖手旁观。”

之前张越曾经在都察院呆过好一阵子，彼时顾佐刚刚调任右都御使，他对于这位时人以包拯类比的都御使自是颇有了解。然而，刚正不阿是一回事，耿直清廉是一回事，犯言直谏又是另一回事——若每个朝臣都是如李时勉这等上书直谏结果频频把自己陷进了大狱里数年的硬骨头，那朝政大事会落在谁手里？顾佐新官上任固然是雷厉风行，但清理的都是都察院的弊政和贪官，对于中官事不见外发一辞，正是身为大臣的谨慎。

打量着满脸正气的于谦，他不禁想起了那首大名鼎鼎的石灰吟，沉思片刻便开口说道：“于侍御，我早年曾听人转述了一首绝妙好诗，至今印象深刻。今天正好有缘，我想请你为我品评品评。”

“张大人但请赐教。”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张越一边吟诗，一边注意着于谦的表情。果然，他这四句一念完，后者就猛地站起身来，满脸惊讶地问道：“张大人怎会读过下官这篇拙作？”

原来这四句流传后世的名句早就面世了！

张越心里这么想着，面上却带着笑容：“早年读这四句的时候，我便觉得气势雄浑技法独特，那志向更不是寻常人的青云之志，而那清白二字更是让人警醒，因此一直对那位作诗之人深感好奇，只不过那是别人转述，又不曾告知姓名，想不到竟然是于侍御所作。”

“下官十五岁取中生员，十七岁本想一鼓作气应考乡试，结果乡试不第，因而便避居吴山三茅观，就是那时候写了这首《石灰吟》，不想竟然流传了出去。”想到从前乡试之后曾有同乡学子刊印诗词文章等等，也从他这里拿去了几篇，于谦对张越的说法再无怀疑，毕竟，以对方的官职家世，犯不着关注他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这只是下官偶有所感，不敢当张大人的称赞。”

“纵观古今，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写下这样的诗句，只是有几句话我不得不说。自古以来，百姓皆希望清官当朝，无他，怕的就是贪官当道盘剥百姓。但是，试问一地父母官，是清廉却不懂农田水利，只能抗上命减赋税的官员称职；还是稍有和光同尘，但却能劝农桑知水利，辨天时识地利，兴商扶农，令一地富庶，百姓丰衣足食的官员称职？朝中大员亦是如此，因直谏贬谪，固然是名臣风骨，但原本可利天下万民的人才却由此偏居一隅亦或是遭了杀身之祸，就算激励了后来人，可若是用一句诛心的评语，不过是求名之徒而已！”

见于谦张了张嘴仿佛要反驳，张越又一字一句地说道：“便如同顾都宪，由县令而监察御史，由按察副使而应天府尹乃至顺天府尹，最终却左迁贵州按察使。若不是杨阁老举荐，再有才干又何能济天下？若是他一上任便因中官之事而大动干戈，如何能将都察院整治得井井有条，更由此拔擢了一批称职的御史，使京城官场为之一清？杨学士昔日说过，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此亦当为众人之鉴。秦怀谨的事情出在皇上登基不满一年之际，皇上虽震怒，却只能按下。至于京城宫中宦官的事，此事绝非一时能解决。廷益兄，言尽于此，你先请回吧。”

这是于谦今日抵达以来，张越第一次直呼其字，再加上前头这些话，原本心志坚定的于谦也忍不住稍稍有些动摇。然而，当初能够在十七岁时就写下《石灰吟》这样的述志名篇，以三甲及第又不曾授官之后也没有妄自菲薄，他自不是轻易为人所动之辈。即便如此，今日这番话终究是震动非小，因此他站起来长身一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屋子。

他这么一走，张越这才一改正襟危坐的姿势，脊背往后头舒舒服服一靠，望着天花板出神。这些年他交往过无数人，可惟独怕和正人君子打交道，因为这种人心中的那杆秤绝不是能轻易扭过来的。哪怕日后没有土木堡没有夺门之变，于谦仍然是两袖清风耿直方正的于谦，成不了通权达变的张居正。就好比之前那个市舶司提举李文昌一样，奏章被驳之后据说仍是不依不饶地一封封奏折往上送，全然不知节制。只是，没了那风骨，也就不是于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