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对“哥萨克”这个名词都不会陌生，它能让人联想到呼啸的战马、锋利的弯刀、迎风飘扬的黑色披风，伴随着“乌拉”的呼喊声，砍瓜切菜一般冲向敌人的骑兵，他们桀骜不驯、天性自由的反抗精神、豪迈英勇、粗犷强悍、身经百战、嗜酒如命，是令人向往的充满异国风情的英雄，同时，哥萨克又是令人恐怖的刽子手，是沙皇镇压革命的帮凶，他们用马鞭抽打游行的学生，驱散反抗沙皇的人群，是双手沾满了游行请愿的群众鲜血的人。

原是半军事状态的“盲流”

中国人熟悉的关于哥萨克的小说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莫维奇的《铁流》、巴别尔的《骑兵军》、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火与剑》等等，以及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的回信》，这些作品都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强悍的马上部落”。有人说俄国的哥萨克就如同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浪人、中国的侠客一般，其实这个比喻不太恰当。骑士是中世纪欧洲没有继承权的人的一个封号，日本的武士是隶属于领主的家丁门客，而中国的侠客只是赋予了太多文学想象的统称，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俄罗斯的哥萨克却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文化群体，它在今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存在了大约500年的历史。

哥萨克（ka3ak）这个词来自突厥语，是俄国的民间文学中的“绿林好汉”，很多书上都解释说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盲流”。15－17世纪在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逐渐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善骑射、不受管束的有独特文化的认同关系，大量的逃农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带，沙皇在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南部草原也只有名义上的权力。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亦农亦兵，长期处于半军事状态。东欧平原山少，哥萨克多是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顿河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外贝加尔哥萨克、库班哥萨克等。沙皇政权自然了解这种半军事体制的自由人大量集结对国家的危险，但是一时间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由于沙俄的地理环境，人口稀少，中央政权的管辖能力有限，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完全融化并吞掉社会的异己力量，这些因素都使哥萨克逐渐坐大。同时统治者也需要这些勇敢善战的人来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通过草原的商队经常受到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击，因此就需要军事方面的保护，只好借助哥萨克人为帝国戍边征战，早期欧俄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草莽英雄”一般采取怀柔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便形成了一个叫“哥萨克”的特殊人群。

它们的组织形式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他们建筑一种特殊的营地叫“塞契”（或译为“营地”），由土围子、堑壕、原木围墙和带有射击孔的塔楼组成，营地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其中以乌克兰的札波罗什哥萨克最为有名。他们聚居于第聂伯河中游的激流险滩段（札波罗什即激流之意），形成著名的“札波罗什营”。这是一种独立的军事自治流动组织，大部分居民依靠战利品为生，一部分人从事渔猎与养蜂，只有小部分已婚年长的人务农。但从17世纪起，哥萨克在草原占地从事农业生产已逐渐常规化，以自治的村社组织来耕种“什一税田地”，即110用于军事哥萨克的粮饷，组成自备武装的轻骑兵（以顿河马、弯刀和长矛为主要装备），到自己地盘以外地方抢劫，尤其是在河滩地段抢劫船队，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到了冬季商队减少就会到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沿岸城市出售猎物或做短工。他们也常常袭击黑海沿岸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通过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并由这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战时统领军队，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国本土和周边国家盛行的农奴制和官僚制也十分抵触。

最先是波兰人开始利用哥萨克武装人员，他们用登记造册的方式来实行掌控，未经登记的人被认为是非法的。1625年在册的哥萨克是6000人，到了1649年是4万人，1654年则是6万人。这些人受招安归顺以后成为领有封地的哥萨克上层（有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农奴），于是在哥萨克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后来俄国统治者也效法“册封哥萨克”，赐予哥萨克上层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认其自治权力和藩属地位，基本上不干涉哥萨克的内部管理，有时出于统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们的人数，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贬的人物，例如判处死刑的大贵族家臣等等发配到这些地区。17世纪在俄国南部形成一条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绵延数百公里，主要靠“前哨所”和“哥萨克村（塞契）”的军事力量来服役。政府只是尽可能设法不让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东的内地来。俄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06－1607的鲍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和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求助于俄罗斯，当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又经过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废除哥萨克人的盖特曼自治，乌克兰总督鲁缅采夫把10个哥萨克军团改编为俄军的10个正规骑兵团。

“有奶就是娘”的生存哲学

哥萨克运动具有打家劫舍的“绿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户”风格。在河滩地段打劫过往商船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哪一边的统治者剿灭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统治者。尤其是黑海和里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萨克，在俄罗斯境内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杀就去为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大汗服务。“易倒戈”的朝秦暮楚的“骑墙”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成员多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有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和波罗的海人，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国政府的压迫才逃到管制力量薄弱的“三不管”地区，借助外力抗击宗主国是哥萨克的老传统，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哥萨克，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政治认同模糊，游离于几大政治势力之间，17－18世纪在几个政治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拉甲打乙、联乙攻丙，曾经与土耳其苏丹结盟、向克里木的鞑靼汗示好、也曾投入过波兰王国的怀抱、忽而又效力于莫斯科的政府，出尔反尔都不足为奇。波兰、俄国、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哥萨克来打击国外势力的，但本身对他们又极不信任。

哥萨克自身的历史十分复杂，哥萨克各集团之间、长老和军事统领之间、农奴和哥萨克之间、哥萨克和政府之间、哥萨克与支持其力量的外国势力之间，都存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又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萨克的生存哲学是游离于夹缝和边缘，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自由度。在札波罗什的哥萨克中就一直存在着“亲莫斯科派”与“反莫斯科派”，这两派根据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长，而沙皇对他们的忠诚程度历来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说过，乌克兰哥萨克所有的盖特曼（共有17位），除了赫梅尔尼茨基和斯科罗帕茨基以外，其余的都是变节者。但是历代沙皇都明白，对这批桀骜不驯的人安抚政策比镇压更有利。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人，可能都会记得，主人翁格里高利像候鸟一样一会参加红军，一会儿投靠白军，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到底信奉什么价值观？其实这一方面说明他信奉哥萨克自治思想，反对外人染指“他们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现出典型的哥萨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贯风格。所以沙俄时代哥萨克被利用作为镇压人民运动的工具。

犹太人的天敌

长期以来哥萨克一直与犹太人势不两立，他们同是缺乏国家认同没有归属感的流浪群体，但是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却有很大的差异和对立，有人说哥萨克和犹太人对立就像“斯巴达和雅典人一样”。20世纪初俄国的犹太人和哥萨克人数大体相当，犹太人有530万，哥萨克约44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2，都是少数群体。但是生活习性、价值观念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犹太人强调读书做生意，有迫切的生存危机感，聚敛钱财，重视教育。这种文化传统逐渐变成一种趋利性的商业资源，孩子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如果说犹太人一会说话就要读书，一开始读书就要考试，犹太孩子从小就被家长逼上各种补习班，以期早早地出人头地，有一技之长；有尚武精神的哥萨克则恰恰相反，他们蔑视财富，不重视教育，强调平等，习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准军事化生活习性养成了哥萨克人一会走路就能骑马，一会骑马就能射击，过着一种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强盗生活。以第聂伯河为界的右岸乌克兰基本上是以波兰人为农奴主、乌克兰人为农奴的大庄园，左岸是哥萨克自治塞契，哥萨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决定了他们经常骚扰右岸，而波兰人自己并不经营土地，全是雇佣犹太人作为管家来管理农奴，于是形成乌克兰人哥萨克十分痛恨犹太人。哥萨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有新加入者补充的集体，而且来者不论出身民族，但独独坚决排斥犹太人，而犹太人对劫掠成性的哥萨克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会去染指这个群体。

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在东欧各国从事当地人鄙视的商业、银行、管家等行业，长期的积累使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与意识。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不允许教徒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所以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大都是犹太人，也大都比较富有。同行的当地居民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在乌克兰人和俄国人看来，犹太人从事的都不是“正业”，是坑蒙拐骗之术，是一个让人藐视的食利阶层，而犹太人又不掌握权力，政治地位低，处在统治者的打压之下。因此长期以来犹太人成为集体泄愤的对象，民间的反犹情绪经久不衰。在很多欧洲国家，犹太人往往是多数群体攻击的对象，俄罗斯也不例外。但充当急先锋的，却是另一个与他们人数相当的少数群体——哥萨克。

《骑兵军》背后的故事

17世纪中叶，在波兰和俄国第一次爆发沙皇主导、哥萨克充当急先锋的屠犹活动，有数万犹太人被杀。对哥萨克来说，屠犹既过瘾又有斩获，此后哥萨克的屠犹从未停止过，排犹不仅出现在沙皇颁布的法令中，而且化作一种极端情绪在民间蔓延。1903－1906年，第二轮屠犹在波兰、乌克兰、俄国展开。1905年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下达屠犹令，放纵其哥萨克骑兵在犹太人生活区烧杀抢掠。在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犹成了哥萨克发挥本性和专长的“业务”，以致上万犹太人被打致残，数千人毙命。1918年－1920年是第三次屠犹，又有大约10万人在乌克兰的俄国国内战争（今天乌克兰人称为“乌克兰独立战争”）和苏波战争中被无辜杀害。无论是苏俄哥萨克的红色骑兵，还是争取独立的哥萨克“乌克兰人民军”，都从没有停止对犹太人的暴行和杀戮。

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就是以一个在哥萨克骑兵中生活了七年的犹太人并参加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作战”——苏波战争的体验，鲜活地描写了这一战争时期哥萨克骑兵的故事。他把哥萨克对犹太人的仇恨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把这个团队的嗜血的野性真实地反映出来，因此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军长布琼尼元帅，布琼尼指责巴别尔诬蔑纪律严明的红军，把他们描写成一群“以冷兵器杀人为乐”的土匪。是1928年回国观光的高尔基仗义执言，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巴别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我从未见过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当时斯大林正在全力发起一场争取高尔基回国定居的运动，整个文学界像高山仰止一样崇拜高尔基，在这种背景下，从未把巴别尔放在眼里的布琼尼不敢得罪高尔基，只能忿忿不已。但高尔基去世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很快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1940年1月被专政机构秘密处决。

经典骑兵

在冷兵器时代，哥萨克的骑兵以其速度快、机动性强、杀伤力大、骁勇善战的轮番攻击威震欧洲，欧洲国家也常招募哥萨克作为雇佣军。哥萨克参加了从18世纪到苏联二战中所有的战役。有人说他们是欧俄草原上最具有草莽风格的经典骑兵。他们的骑兵马蹄是与沙俄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步飞扬的，多次为俄国开拓疆土立下赫赫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大约组建了30万人的11支哥萨克军团。但是由于现代化武器机枪、排炮、坦克等的投入，骑兵注定将成为被淘汰的兵种，并没有像此前的战争一样有骄人的战绩。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中，哥萨克分属两个阵营，布琼尼、铁木辛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所向披靡。苏波战争时期，曾经在空中俯瞰过这支部队的美国飞行员有这样的描述：“骑兵每行八人八骑，有的头戴圆筒卷毛高帽，有的身披黑色大氅，他们背上斜挎步枪，腰间悬挂马刀，在尘土中浩浩荡荡前进，数万匹马纵横驰骋，数万把刀交错挥舞，这场景极其令人震撼，成为骑兵战史上最壮烈的一幕。”据统计，从1918到1920年，有100万哥萨克阵亡。

内战结束以后，苏联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延续哥萨克自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主选举苏维埃，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一方面加大削藩力度，实行“非哥萨克化”。随后打压的力量逐步加大，对不服从者就从肉体上消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哥萨克暴动，曾一度导致红军失利，放弃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后来苏俄南方战线派出大规模正规军镇压，1920－1930年代在苏维埃政府的彻底剿灭下，哥萨克力量日渐衰落。大批哥萨克逃亡者涌入捷克等国。以后苏俄又通过移民、掺沙子，最终使这个存在了几百年的特殊群体融化在普通百姓当中，这才结束了哥萨克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军队开始也曾以保留了哥萨克特点的骑兵再次披挂上阵，但已是强弩之末，在现代的立体机械化战争中，延续了400年的昔日辉煌不再，铁木辛哥式的哥萨克将领很快也为朱可夫式的现代军事家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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