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那次改革就是对赵匡胤三分兵权的良好修正。

只要继续执行下去，宋朝以后困于冗兵冗费的情况就会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在三分相位上，宋九却做了倒退性的变革。

赵匡胤用东西两府与三司三分相权，利于集权，减少权臣误国篡国的可能。

然而赵匡胤也意识到有种种不便之处，因此这个三分相权执行得十分模糊。

一直到宋九归来时，实际主要权利还是在中书。

宋九将东西两府权责分得清清楚楚，互不干涉，那么西府有军权，却没有行政权，更没有财权，三司有财权，却没有行政权与军权，东府有行政权却没有军权与财权。甚至西府有军权，却无掌兵权，更无财力支持，那么皇帝手中的权利就可以加强。

赵匡义在军事上是跛脚鸭，看不到它的弊端，只看到它利于君王将权利集中，于是高兴地默认了宋九的做法。

实际它们能分得清楚吗？

例如往前线调兵，与养兵，连国家财政收入有多少都不清楚，能否做出最好的决策？大战来临时，西府不知国家政务，东府不知西府军事计划，又能否做出最好的决策？

但没有宋九，宋朝也会往上面变化。直到富弼才看穿这个弊端，提出类似赵匡义在巴蜀的做法，让西府首相也兼任东府，东府首相兼任西府，这样相互了解，决策就不会出现重大失误。然而也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

于是就有了李继捧归朝。

党项人原先生活在松藩草地到青海南部地区，青海北面与西部是吐谷浑人所在。

向北徙迁历史更早，隋朝时就有了，那未形成规模。直到唐高宗时，受吐蕃人所逼，党项人才以氏族为单位，大规模向陇右与庆灵银夏等地迁移，一直到天宝年间，这是党项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徙。

安史之乱后，原来陇右各部又向庆夏盐灵迁徙，庆夏盐灵则向银绥迁徙，有的甚至渡过黄河，达到河东地区。这是第二次党项内迁。

唐朝时大家也许不大注意，放在宋朝就能看出来了，这使得整个银川平原，与南北河套地区，成了党项人的大本营，给西夏崛起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