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督抚都上了请立宪折，唯独直隶总督和东北总督没有动静，东北总督刘铭传据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不要说处理政事，就是那笔写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刘铭传都病倒这个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写立宪折还情有可原，但是一直为“北洋新政”前锋的直隶总督一直没有动静，这就实在是太让人费解了。

李鸿章让周馥带着大礼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贺谭钟麟喜得孙子，而实际上更是想要催促谭钟麟能够和李鸿章等地方大员一起站在宪政的战线上，给朝廷施加压力。李鸿章虽然已经带上了汉奸的帽子，但他在两广有面临另外一个麻烦——南方革命党的威胁。自从王文韶任上的两广就开始变成了南方革命党的舞台，而广东更成了中国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许是王文韶起初在刚到任广州时的软弱手段，使得广州的革命思潮开始泛滥，还没有等这个昔日用贵州少数民族和湖南起义的铁腕人物有所行动，他就被调到湖北就任湖广总督去了。因为李鸿章被胶州湾事件拖在北京，所以两广实际事务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属于开明人士，对于革命者并没有下狠手镇压，有很多参加起义的革命者通过各种路径可以平安保出，这就使得两广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

广州开放非常早，这里的民风相对其他地区要开明的多，革命党在这里开展起义可以说有相当的民众基础。王文韶当初被调走可以说是始于谭延闿的策划，因为这个王文韶一面有着点头虫的外号，另外又有一个“血手”的狠名，有这么一个人也许会一时放过革命者，总有一次会让他彻底血洗广州，不如赶快将他弄到湖北。

面对广州的日益汹涌的革命形势，曾经大肆杀俘的李鸿章偏偏就手软了——革命党和太平天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许是出国一次使得李鸿章的思想转变很大，对于两广境内的革命党起义，他也是采取镇压但并不“酷杀”的对应办法。而正是与革命党在两广对峙的李鸿章也从幕僚口中了解到革命党的思想，他在接到孙宝琦上书朝廷立宪的消息后，认为立宪可以弥合这种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遂主张立宪以兵不血刃的平息革命。

谭钟麟可谓是疆臣之中和慈禧太后关系最为密切，而能够左右谭钟麟的政见的，也唯有他的儿子山东巡抚谭延闿。周馥此时前往谭府贺喜，身上所肩负的使命也是希望能够疏通谭氏父子，使其赞成立宪。对于周馥而言，他相信谭氏父子和其他疆臣都有着同样的利益，尤其是北洋海防时刻要经受外国列强的冲击，日本联合舰队和北洋海军的对峙尤甚。

朝野都相信像日本那样立宪开始变法才能够让中国再次中兴，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谭氏父子如果不想做李鸿章第二，那最稳妥的方式以宪政来抑制皇权，免得再次出现甲午战争前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园子的状况。

周馥带来了李鸿章给谭钟麟的亲笔信，信中洋洋洒洒千余言，大致说国家危及，“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修补无益矣。公今揽天下重点，肩负天下重任，应体察世界之大势，成尊主庇民之大绩……”

谭延闿从谭钟麟手中接过信件后，如果不是周馥亲手送过来的，他还以为是康有为写来的，当然如果有推翻满清的字眼，那就直接改成孙中山好了。对于李鸿章向变法派转变他早有预料，但是这个转变有些未免大了些，难道说老李在广东受了什么刺激不成？！他可是知道在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似乎来过直隶总督府——尽管那个人很年轻，但已有了后世画像上的面目。

在李鸿章出国访问期间，清廷设在伦敦的机构秘密逮捕了孙中山，为了营救孙中山而闹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孙中山安然逃脱。谭延闿不知道“孙中山”的名字才刚起了不到一年，他以前被捕的时候还叫孙文，“孙逸仙”这个名字在海外华人中的名气自从伦敦被捕之后也愈来愈大，开始有些后世的气象。

“周大人，立宪对革命党而言确实有不战而胜，彻底摧毁其根基之效用，但大人也明白京师里面到底是谁当这个家。以她的脾气和禀性，你说这实行宪政可能么？纵然各省督抚齐上书推行宪政，到最后恐怕也未必会真的得偿所愿，老相国可是考虑清楚？！”谭延闿说道。

周馥明白如果自己无法说服这个年纪可以当自己孙子的谭延闿，北洋这道关口是迈不过去的，各省督抚之首为唯观直隶，若是直隶总督不肯出头，颐和园里的那位势必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各省督抚之努力皆都付之东流。

周馥苦笑地说道：“谭大人，今时今日之广州已经和几年前完全不同，会党之人皆倾向于革命，街头散发传单者演讲者若是都抓起来，那广州衙门的牢房再多十倍也会被填满。老相国在提审了数人之后，认为这些人无非是受了蛊惑，他们也是为了社稷好，杀之又干天和……幕僚根据这些革命党人的宣传，觉得这和洋人的‘宪政’有着很深的关联，若是朝廷能够采取宪政，则革命党不攻自破，也可防备居心叵测之人从中煽动……”

“周大人，在下也算是您老的晚辈，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