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袁世凯只能够当一个下注者，而以谭延闿手中的本钱，别说是参与赌局，就是在整个赌桌上当庄家来决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命运也不在话下——除了东北三省正在重病之中的总督刘铭传所节制的军队之外，北京周围没有其他不隶属于谭延闿体系内的军队，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将两派参与赌局的人通杀，自己来扶植一个傀儡皇帝也没有问题！

不管谭延闿愿不愿意，也许是他一贯的低调和顺从，使得所有人并没有意识到谭延闿已经具备当曹操的实力了，只是谭延闿从来没有将这种能力表现出来，甚至在自己手中已经握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却还是对荣禄等人恭恭敬敬——这并不是忍辱负重。正因为谭延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才会很自然的去做，人们在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辛酉政变那样的宫廷斗争，所有人也都潜意识的将这种可能放到了一边，将谭延闿和曾国藩、李鸿章画上了等号。

随着各省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渐高，整个中国的变法气氛也是日趋浓厚，中外报纸上基本上每期都是长篇累牍的刊登报道社会明达之士的各种见解。这种举国论变法的舆论态势所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当然形成这种风潮也是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康有为等人一直为变法奔走呼号，如果说一两个月没有多少效果，一两年这么下来，所积累的影响就非常可观了，尤其是他的《上清帝书》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延闿的资助下，设立在天津外国租界内的印刷厂秘密印刷了康有为等人的著作，通过收买流浪汉的方式向社会广为散发，这种情况不仅在天津，在上海、广东、武汉等地也是如此。谭延闿虽然不愿意和康有为等人一起跳火坑，但是中国民众的思想却需要康有为这样的人去进行启蒙，不得不承认的是，任何一场社会大变革，首先是要从思想领域内进行启蒙教育为发端。

尽管谭延闿还看不起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相对“原始”的思想启蒙，不过这个时代却决定了他们思想的市场，而谭延闿也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阵营问题”不敢轻举妄动，公开自己对变法的见解——即便他是《变法九要》这篇著名的奏折起草人之一。

谭延闿看不惯的人很多，不知怎么的，他对康有为的排斥感觉尤甚，但是他又非常敬佩这些变法派的人物。他们也许看不到人头落地的危险，不过历史上有这么多变法的例子摆在面前，他们还前赴后继，这也不能用“功名”来解释他们的动力所在，要给他们非要找个理由的话，那谭延闿的答案也唯有“爱国”，只有这种朴素的感情才能够让他们无所畏惧。即便后来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明知道自己要上断头台，也知道自己可以逃走，但却依然选择了前者，他们也许有很多的错误，但在最基本的爱国心理上却从来未曾动摇过。

在他们面前，谭延闿已经不止一次的自问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么？要知道在这个人浮于世的时代，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未必是正确的，就像康有为他们在变法不成之后转变成保皇党，在他们心中自己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一般。谭延闿有些像考试的学生一样，手中明明握着正确的答案，在考试老师的再三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后，即便自己是正确，在心底也有些犹豫了……

第二百一十五章 宪政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旅途，谭氏家族终于再添一名男丁，这对于已经快八十的谭钟麟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自从得知谭延闿有了儿子之后，直隶总督衙门门口变得车水马龙，天津的本地名士和外地的巨商富贾们都排着队的向谭延闿送去贺仪，像张之洞、李鸿章这样隔着非常远的关系比较近的官场同僚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除了派人送上礼物之外，还发来了贺电——李鸿章想得最是周到，周馥虽然作为广州按察使，但是在半个月前便带着李鸿章的贺礼来到天津，谭府这边刚有动静，他在知道谭钟麟有了孙子之后立刻在李鸿章写得空白片子上添上，直接到谭府拜访。

为了庆贺自己儿子的出生，谭延闿联合天津各位名士，在当天决定修建敬老院和养孤院各五所，以赡养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和流浪街头的孩子——虽然这座城市并不是谭氏父子的家乡，但是这里是谭延闿正式步入帝国政坛的起点，谭延闿一向重视公益事业，在天津人口中直呼“谭善人”。

谭延闿虽然向朝中显贵大笔行贿，但自身却廉洁，加上他在工商银行的特殊地位，天津的富豪一向都很给他面子。谭延闿一振臂高呼，他们立刻给予响应，纷纷慷慨解囊，天津的慈善事业在这几年发展的很快，短时间内各种义学、敬老院、养孤院等慈善场所数量和规模很快便超过了上海。虽然还不能说做到老有所养，街头孤儿绝迹，但整个城市面貌却改善了不少，比其他城市中的流浪人口要少的多。

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在报纸上连连发表文章，除了以往的老调子之外，现在又更多了一个新词“宪政”。而热心国事的大臣们也开始接受这一思想，尽管他们中有些人还并不明白“宪政”的含义，但是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在光绪皇帝无法掌权，而慈禧太后违背祖制独揽大权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从而想以“宪政”来制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

政治是现实的，而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决定推崇“宪政”这并不是没有来由。底层大众都知道“昆明湖换了黄海”这个道理，更何况这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如果光绪皇帝执掌政权则是名正言顺，他们也许未必会这么热心，而李鸿章前有顶缸的先例，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自问没有谭延闿的手段可以料敌于先，更没有其手下北洋海陆两军精锐之师，同时谭延闿在山东做的那套教民和拳民两手都硬的法子他们是觉得好，但总觉得有失权位，直隶三省的教民冲突算是平息下来，不过自己的地头上却是愈演愈烈。

各省督抚中不乏开明之士，与妄自尊大的枢臣不同，他们是直接与洋人接触，碰到的事情也远比枢臣要复杂的多，中央内部的封闭无视于各国列强的威胁，这让各省督抚非常不满，他们对变法强国的苛求也更为迫切。与户部解决财政不足的目光放在银行上不同，各省督抚的目光则选择在宪政——限制皇权，这对他们有着更为有利的选择，也更能够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个在政坛上掀起“宪政”风暴的是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他从海外得知中国最近的舆论动向后，立刻向国内发电报支持“宪政”，请求立宪。接着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王文韶、两广总督李鸿章和云贵总督岑春萱也都发电报请求立宪。因为最近几个月的报纸都是变法维新，宪政的报道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出乎谭延闿意料之外，慈禧太后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

“宪政”说白了就是皇帝担任国家元首，却无权行使国家元首之权力。这对于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极为有诱惑力的，要不然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也不会如此看好宪政，实在是他们吃中央朝秦暮楚的亏太多的缘故。而谭延闿却深知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渴望，不过她却没有对各省宪政之请做出任何反映，归结到底在大义上她还是太后，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