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英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谭延闿并不担心英国不会对此做出反应——他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顾问赫德，而这笔海军军费中的第一期一千万两是从汇丰银行的两千万两中出来的，抵押的又是两淮盐税和海关关税。按照惯例中国海关对此项贷款的用途有着监督权，说白了就是英国为了确保每一笔贷款的用途而采取的措施。

谭延闿心中也明白中国海关在赫德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现代化海关体系，而五万多人的海关体系中，毫无疑问是外国人占据领导地位。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可能是中国现今最廉洁、最高效的政府机构，但这一切并不能掩饰赫德通过《海关募用外国人帮助税务章程》和《海关衙门章程》，架空总理衙门，将海关大权全部集中到外籍总税务司中——赫德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大权，可以说他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所设置的三十余处海关关口体系中，有着皇帝一般的权威，是外商享受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特权。由于赫德的关系，从1864年开始，中国的海关进口税始终低于出口税，进出口税又低于国内贸易税，洋货税又低于土货税的奇异现象，使得海关丧失了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经济的自卫能力。

谭延闿和赫德之间打交道的次数并不多，当然在卢汉铁路极受争议的那段时间，赫德曾经屡次拜访直隶总督衙门，谭钟麟应付不来只好让谭延闿来对付赫德。其实在李鸿章离开直隶总督衙门之后，赫德最主要的交涉目标就是谭延闿，做为一个在华超过三十年的中国通，赫德比任何在华的外国人都能够更好的理解谁才是真正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尽管谭延闿对于赫德可以说是非常的厌恶，因为赫德实在是太过狡猾，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谭延闿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出应对。因为北洋的关系，谭延闿心中自然明白这位“赫大人”除了把持中国的海关税务司之外，对于北洋海军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数次企图控制北洋海军，最为危险的一次便是在1879年赫德多次上书清政府有关筹建海军的建议，而清廷也打算利用英国的力量将海军迅速筹建起来，并且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负责添购舰艇、选用洋将，总管中国海防……

如果那次赫德成功得手的话，毫无疑问以赫德在总税务司的作为，可以预见北洋海军将会成为英国驻远东的分舰队，当然也绝对不会有定镇这样出身德国的两巨舰了。不过好在李鸿章在得到薛福成的计谋之后，让赫德在总海防司和总税务司之间二选一，使得赫德不得不放弃了控制北洋海军的企图。现在薛福成已经作古，而赫德也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多次试图插手北洋海军，不过都没有得逞，谭延闿不认为自己能够比薛福成更厉害，但他不得不面对来自赫德的挑战。

不过谭延闿不知道的是赫德对他极有好感，在赫德的心中对这个年轻的直隶总督衙门的主人也是极为复杂的——谭延闿在处理事务上，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外交上的都显示出了与其年龄极不相配的老练娴熟，赫德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总督之子居然还可以流利的讲出三门外语，更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便是这个年轻人对国际关系有着令人惊讶的预见性。

与谭延闿一样，赫德对和谭延闿打交道也是感到非常痛苦的——这个年轻人比他以前所接触过的清朝官员更难对付，无论是利诱还是恐吓对方都会无动于衷，尤其是现在对方手中所掌握的巨额款项，这么一笔巨额款项若是流向了德国或者是法国，这对于英国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存在汇丰银行中的那一千万两白银，赫德心中是非常清楚的，而作为一个强劲的对手，谭延闿此项举动是在游戏规则之内。赫德知道对方是在等待英国的回应，对方的条件也非常简单，要求英国海军部向中国敞开大门，接收中国的海军留学生，并且给予必要的协助和指导中国技术人员驻厂督造中国所定购的战列舰，最后才是英格斯成为北洋海军的顾问。

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赫德一边紧急向索尔兹伯里首相写信，打算说服英国同中国加深两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合作关系，并且在等待国内回复的同时，通过阿姆斯特朗船厂的总设计师伦道尔爵士向中国出口了两部最先进的三气缸立式三涨式蒸汽机——这是应用在君权级战列舰上的动力系统，可以产生五千五百匹马力，君权级战列舰就是靠两台这样的蒸汽机来提供动力的。

赫德知道谭延闿打算要在旅顺船坞自造战舰，而如此大功率的蒸汽机正是战舰所需要的核心部件之一，不过他却没有想到作为谭延闿自造战舰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仿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机动力系统也是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其实从福建马尾船政局来的那批技术人员的水平很高，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设备自己制造六千五百匹马力的蒸汽机，当然这种蒸汽机功率是可以达到自造战舰的要求，但是在稳定性、耗煤量、体积、重量等方面距离他们的仿造目标还差的很远。

当然这种自造六千五百匹马力的蒸汽机谭延闿虽然在新战舰上用不上，但是他也不打算浪费——有这样巨大马力的蒸汽机，完全可以安装在千吨左右的巡洋舰级别的战舰或鱼雷快艇上。可以想象如此大功率的蒸汽机可以使得小型战舰以二十五节的超高速度来行驶——在海战中，速度同样也是一种武器，像这样的二十五节的高速，被袭击的目标战舰若是反应迟钝一点，想要拦截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是撞大运，只能靠密集的炮火才有可能拦截击中。

朝廷也通过将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和上海江南制造局三家军工企业将造船部门割离出来交付商办，按照谭延闿和伍轩仁事先的协议，谭延闿和伍轩仁各自出资十万两白银算是以比较低的价格盘下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部门，同时开始扩建船厂并且更名为“江南船坞”。而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却很少有人问津，无奈之下两人和广东商团平分这两座船坞，一圈下来谭延闿分占三座船坞的百分之五十股份。

由于三座船坞的股东可以说都是相互合作数年的老交情，所以这三座船坞在管理上也连通一气——江南船坞在扩大改造的同时，天津机器局的“隆昌船坞”和大沽船坞接受外界订单，等江南船坞改造完毕，天津的这两座船坞将会改造，而生产任务转移到上海，这样也会避免盲目扩建船坞而带来的风险。

外界不太看好这三座由官办转为商办的船坞，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谭氏父子“北洋大臣”的背景，这也是因为谭氏父子在接收李鸿章的位子之后，所侧重的一支都是军工和练兵，却没有对北洋产业下的两大盈利企业的渗透——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盛宣怀在得知谭延闿率领这广东商团迅速将三座船坞纳为己有之后，便知道自己的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从“观望”开始转向全面倒向谭氏父子，在第一时间向隆昌船坞和大沽船坞分别下了两艘造船的订单。

盛宣怀向天津两座船坞下定单也是李鸿章在途径上海的时候的意思，在李鸿章看来这次他远渡重洋出使各国固然是因为俄国公使喀希尼的作用，抓住了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但是这和谭氏父子首先提出让他出使是分不开的，为此谭钟麟还吃了翁同龢的弹章，这是一个天大的人情，李鸿章不能不做出表示。原本李鸿章打算带谭延闿一起出使各国以增长其资历，但是谭延闿现在有督练新军已经是一条好得不能再好的门路了，所以就没有开这个口，是以在途径上海的时候在接见盛宣怀的时候提出了轮船招商局必须向谭延闿入股的船坞下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