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吕布心里洞若观火，明白整个民族沉沦不起的根本原因，却无法通过自己的嘴巴讲给大众，因为吕布自己在思想、精神领域不是权威，思想上，经神郑玄才是，精神上，天师左慈才是。

吕布想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所有文人官吏的脑海里，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只会适得其反，他只能先说服郑玄、左慈等人，再通过他们去灌输大汉民众“人人平等”观念，才靠谱一点。

司徒郑玄来到吕布的大司马府，吕布见到这个海内人望的经神，第一句话竟然是：“郑司徒，本公今日同您谈谈孔圣的可怜可悲可恨之处！”

郑玄大惊，错愕地望着吕布，大司马脑袋出问题了吧，竟说这样的话。

吕布见郑玄错愕的表情，微微一笑道：“郑司徒，莫要惊慌，且听本公细细道来。”

吕布跟郑玄谈了一下他对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看法：

孔子的儒家思想里有两种根本冲突的价值观，一个是等级观念，一个是人人平等。要等级观念，就不能人人平等；要人人平等，就不能有等级观念，人人平等和等级观念不可调和，必得择一而从。

孔子思想中有这么一句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这显然是等级思想。君比臣高，父比子高。当然，在孔子的思想中，给不同地位的人规定了与其地位相相应的权利义务。鉴于地位等级的差别，这里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位高的人享有更多权利，位低的人履行更多义务。如果事情都按照孔子的理论设想那样运作，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万事大吉，君臣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可是，人类不是机器，也从来不是圣人，人类是动物，人类是有本能欲望的动物，并不都是理性的。或者说，如果外界对个体的监督控制力量不足，人类在本能的支配下会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不论对他人和社会有无伤害有无益处，只要对行为人有利，行为人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实施，这类因为缺失监督制衡而失控的人类个体一般不会做什么好事，绝大多数都是坏事做绝！

在一个社会中，有条件有能力坏事做绝的肯定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及其走狗，包括皇帝、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官员亲属以及他们的走狗帮凶、凶奴恶仆，而承受坏事临头的必然是那些被统治的万民。

孔子也知道干坏事的多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对此，孔子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向权贵阶层正面提倡礼乐道德，希望权贵们自觉地控制欲望。

而遍观孔子的儒家思想，根本没有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监督和惩罚的内容，可那些作恶者如果不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它们根本不可能主动停止作恶。

孔子在做官的时候也会惩罚下级作恶，但这不代表孔子支持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真正实质性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行为，这里的下级和上级指的是职务上的，不是指人身上的，如果上下级之间存在切实有效的监督，则说明职务上的上下级之间在人身关系上是平等的。以此观之，孔子居高临下惩罚下级作恶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监督。而且，孔圣人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人类实在罕见，而且，在一片肮脏污浊之中，孔圣人这样的圣人君子做不了大事，成不了大气，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迫急流勇退。也就是说，圣人政治、圣人管理、圣人统治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没有可行性！

人治的后果不是圣人统治，而是制造出一批杂种王八蛋来统治人民、鱼肉人民！这是这个国度三千年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的不二结论！

并不是说杂种王八蛋们一点好事不做，为了延续它们的统治，杂种王八蛋们还是会做些好事的。但是它们做好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万民，而是为了自己更好地统治，为了使自己可以永远鱼肉百姓。如果出卖国家可以使自己继续统治百姓，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统治者卖国，历史上南宋皇帝赵构是个典型例子，到了近现代，袁世凯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