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展开一看，见是一幅《寒窗课子图》，画幅上面写着一首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寿筵。此后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有名的贤相。

还有梁朝时中书令徐勉，他一生身居高位，他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节俭不贪，不营置家产。平时所得的俸禄，大都分给了亲朋中的穷困者和贫苦百姓，因此家里没任何积蓄。

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用。”

徐勉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操守，他曾写信告诫儿子徐崧说：“我们家世代清廉，所以平常日子过的清苦。至于置办产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不仅仅是不经营而已。古人说：‘把整筐的黄金留给子孙，不如教他们攻读一门经书’。仔细研究这些言论，的确不是空话。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有自己的心愿，幸得遵奉古人这个教训去做，就不敢半途而废。自从我身居高位以来，将近三十年，一些门人和老朋友都极力劝我趁有职有权时见机行事，购置田园留给你们，我都拒绝未采纳。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宝贵的清白遗给后代，才能让后人享用无穷。”徐勉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士。

这些都是华夏历朝历代以来，教育子女的典型，可见家庭教育的特点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由于孩子的可塑性大，所以对其品行的教育尤为重要。

对于一时不能明白的道理，他们在实践中逐渐都会接触到，只有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走正。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其长远和未来考虑，才能使其真正受益，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如今的教育制度，虽然经过杜睿的改革，已经较之以前，发达了不少，可是说到教育子女，很显然还是这种家庭式的教育更为妥当。

杜睿本身便是名士，他教授的弟子，如今遍布大唐的各个阶层，或为高居庙堂，或为大唐牧守一方，可见杜睿的教育方式，与那些饱学大儒相比，显然是要先进的多的。

更加重要的是，杜睿教授子女，并不刻板，他始终都认为，人活一世，从小到大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定位应该有所不同，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

儒家经典文献《礼记》中讲：“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

子女在十岁之前，也就是幼年阶段，孩子年纪尚幼，理解力辨别力都相当有限，而模仿力却相当之强，因此，这个阶段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定位主要应该是教官与学生的关系，父母的角色主要是教导孩子，告诉他什么是对的，怎样做才能做对。当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为什么这样是对的，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礼记·内则》中讲：“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革，女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

按照《礼记》的记载，从孩子会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开始，就要教给他用右手抓取食物进食；当孩子会说话的时候，是男孩就要教给他用“唯”来应答，是女孩就要教给她用“俞”来应答。“唯”和“俞”都是应答语，二者的不同在于“唯”的声音比较刚直，“俞”的声音温婉轻柔；是男孩就要给他佩戴皮革做成的小囊，是女孩就要给她佩戴丝做的小囊；到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就要教给他识数和辨认方向；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就不让男孩和女孩同席而坐了，古代席地而坐，“不同席”就是不坐在同一块席子上。

同时，也不让男孩女孩在一起吃饭，长到八岁的时候，就要教给孩子在进出、就席吃饭等日常生活事务中，学会尊让长者，让长者在先自己在后，长到九岁的时候，就教给孩子怎样计算日期，到孩子长到十岁的时候，就要送男孩出外就师求学，学习写字和记事，学习初级的礼乐，遵守此前学习的谦让之礼。并且，要让孩子在外面住宿，不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穿帛做的衣裤。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十岁之前幼年子女的教育主要是教导式的。古代贵族上层，有专门的子师负责教育孩子，依据不同年龄，教导他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里的子师扮演的其实就是一个教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