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

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书组织。秘书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

杜睿虽然一直都在限制皇权，但是却也要保住皇权，不能让皇权旁落，因为皇权一旦旁落，必然会有人生出窥伺之心，到时候可就天下大乱了。

杜睿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教导李贤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就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都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可是如果为了稳定，将天下的尊荣落在一家一姓的身上，也未尝不可。

杜睿希望李贤能够做好，坐稳这个皇帝，所以才手把手的教导，生怕李贤被什么人影响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自嬴政首创“皇帝”以来，华夏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有作为，有的贪暴，有的平庸，有的亡国。总之，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让人们记住。

杜睿最不希望李贤成为后世大明王朝的那位正德皇帝，作为皇帝，正德无疑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皇帝，但严格地讲，他并不属于大凶大暴、为害极大的皇帝。

不是说朱厚照不可恨，但跟历史上很多后一类皇帝比，他还没有干过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太坏的事。他做的坏事，如建豹房、搞女人、在大内操兵演武、信用奸人、游猎巡幸、御驾亲征，其危害和影响尚非全局性的，性质也不是十分恶劣，不像那些大暴君，毁灭文明、穷兵黩武、虐民残民，犯下从根本上反文明、反历史的罪行。

杜睿不希望李贤成为朱厚照，是因为朱厚照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好一个皇帝，他甚至不想做一个皇帝，这才是最可怕的。

朱厚照从做太子开始，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假设让他在太子和街头恶少中选择，他没准会选择后者。以他的性情，其实生来就不适于呆在皇宫里，而适于在社会上甚至是下层社会厮混，偷摸抢拿，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规矩的生活。

可偏偏一不留神，他降生在帝王之家，命中注定将来要做什么皇帝，这对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履行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

“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

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

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事实上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把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都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