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南袁氏就是这样。袁安“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有清洁之美”，袁汤“诸儒称其节”，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袁忠“以清亮称”。

世家大族的门风，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得到当时舆论好评的。特别是在桓灵之际的清议运动中。“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太学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士大夫们又“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日三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顾，次日八及，次日八厨”。“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宦官发动党锢之祸，杀了“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朱寓、魏朗，“八顾”巴肃、范滂、尹勋，“八及”翟超，“八厨”刘儒等。使一批已经兴起或即将兴起的世家大族被扼杀，但世家大族清廉正直的门风却得到世人更普遍的认同。

汉代世家大族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特征，其家族教育功能，则是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以“公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和礼法门风，是培养当时所需统治人才的最佳场所。而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世家大族同一般权贵、豪族、学者有了区别，也使曰后世家大族向门阀士族的转变及门阀制度、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了能为社会和历史所接受的基本理由。

然而世家大族在历经汉魏晋三代的兴盛之后，便迅速的衰落下去，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

而且，农民起义，内部矛盾也加速了士族阶级的灭亡。到了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特别是在大唐，在杜睿倡导变法之后，世家大族更是从根本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削弱，尤其是那五姓七望。

五姓七家概念在隋唐之时的广泛流传，使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士族制度更加兴盛起来，人们对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间也形成了极深的鸿沟。

“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就连历史上盛唐宰相薛元超都感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

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历史上太宗皇帝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曾说过：“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当时，太宗皇帝曾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皇帝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太宗皇帝在历史上，抑制“山东士族”时也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在打击世家大族的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