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现在都有些后悔，当初征服了倭国之后，就应该将那些倭人斩尽杀绝的，弄得到了现在，还给他添麻烦。

杜睿前世就是个标准的愤青，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炸平了日本四岛，让那个流氓国家彻底消失，只可惜在杜睿的前世，社会上的主流声音，却是见了鬼的中日友好，让杜睿不禁大为遗憾，不过现在好了，杜睿到了这个年代，这个杀人都不怎么算犯法的年代，他的梦想也总算是有了着落。

杜睿痛恨日本，这是毋庸置疑的，纵观中日交往的数千年历史，中国对待日本可以称得上是仁至义尽，但是日本是怎么回报中国的呢，他们用华夏文明，使得自己的国家走出了蒙昧，走出了黑暗，但是当中国衰弱的时候，这个曾经的学生立刻就露出了锋利的爪牙，在中国的躯体之上，拼命的撕咬。

这也是为什么杜睿如此痛恨日本，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原因，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看错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华夏民族被日本这个流氓国家蒙蔽，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

中国看日本，是从大处和表面着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华夏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传统，同时，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但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

《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

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大唐使臣亦八次渡日。

在这个交往的时期，日本从未向大唐皇帝请求过封号，这无疑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信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唐的属国了。

但是，历史上大唐皇帝，无论是太宗，高宗，或者是后来的玄宗皇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

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大唐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

公元753年，日本与新罗来使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因日方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尽管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可以想象，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大唐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

杜睿觉得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大唐对日本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