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统治，让百姓都变成彻彻底底的顺民，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从独廷尉李斯的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不过，这里的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秦始皇心知肚明，民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繁荣锦秀。脑子里没有了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黔首们也就只有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份。

光愚弄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不够的。秦始皇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造宫室，其实造宫室，除了收集天下美女外，还搜集天下兵器，将其销毁，然后在阿房宫前殿，筑成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据称，为防有人携兵器入阿房宫，还设了磁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既有眼，独夫难为，之后的事是始皇帝没有想到了。没有兵器的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兄弟的起义，没读过书的项羽，刘邦杀进了阿房宫，“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

如果说民意是个女人，焚书坑儒，实际上也只是光天化日下绑架民女的行径，虽罪恶，但也只是将她关起来，虽然偶有动手动脚的嫌疑，但主要还是让民女隔离大千世界，至于民女怎么想的，秦皇老儿并不知晓，由于秦皇忙于日理万机，劳顿不堪，还没来得及将民女揽在怀里，便在出巡的路上病死。时为前二一零年，三年后，秦朝灭亡。

秦始皇虽然残暴，但愚民政策却不彻底，反而激起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识，相比较而言，他的后来者，也就是那位历史上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在他夺得天下之后，中国愚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

昔时秦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同志阶级完全的划分到一个阶级的份上。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听皇帝老儿的。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西汉前期，为官有三条途径，一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自备车马薪水，可进京做官。二是在本郡做官，不限财产。三是由大官老爷征召。

而汉武帝在独尊儒术后，昔日的黔首们也开始官迷心窍，兴高采烈地赶着大好前程去了。这就是那时的孝廉与茂才制度。儒学与做官结合起来，武帝说，只要你们顺从我的《公羊》，我就给你们好官做。董仲舒与公孙弘也是深得主子的好处的。当时“古董”成了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而“老公”则做了丞相，封平津候。

汉武帝牵出他的《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

的确，董仲舒的哲学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仲舒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他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臣、子、妻则属阴。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

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做新时代的好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的份。就像愚公移山，天下人也来了一个愚公读经，公而生子，子而生孙，总有一年能把经书读透，彻底体会经朝廷的精神。

愚民政策，就好像是一门阉割艺术，不过是在精神与思想层面上的阉割，这种阉割艺术在历史上的宋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欲望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似乎只是来自统治阶级，宋朝的理学便是如此。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翻版。

在程朱理论的教唆下，一向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万世罪人”，王安石提出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理论”被当作不良学说。

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甘心为奴，甘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于是愚民政策便一并出笼了，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