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北周武帝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灭佛有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佛教发展过剩，佛教徒骄奢淫欲的必然结果，杜睿说出这番话来，就是为了给玄奘法师提个醒，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还有过唐武宗灭佛的故事。

一个宗教派系如果发展到危及统治者地位的时候，他们也就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诛灭，进而销往，也称得上是佛家的因果报应。

杜睿之所以兴起与玄奘商讨，改良佛教，主要就是因为，虽然不喜欢佛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但却毕竟是一种文化财富，杜睿不忍心看其发展成为畸形的模样，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佛教如果利用好了，或许也能成为稳定社会的一种工具。

当然杜睿不可能让佛教成为大唐宗教信仰的根本，那种消极的思想，如果被大唐的军将们接受了的话，还打什么仗，君不见后世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解放军一个冲锋打过去，却发现印军皆在战壕内诵读佛经的故事。

玄奘的内心纠结了半天，终于还是善心占据了主动，抬起头看着杜睿道：“诚如居士所言，若是当真能修天下万物生灵的福祉，贫僧何惧死后坠入厄鼻地狱！”

杜睿闻言，心中也不禁大为感佩，虔诚的双手合什，对着玄奘躬身道：“大师若能如此，则为天下万民之福，在下谢过了！”

杜睿虔诚的不是佛教，而是单单对玄奘这个人，难怪后世的文学大家鲁迅都说，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求取真法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道脊梁。

如今杜睿还要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一句，玄奘的大情怀，大慈悲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