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朝政治的公开性，在中国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加强了政权与民间舆论的互动性，明朝社会舆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同样是以后很难达到的。

同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按照儒家思想，明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以将国家的、汉族的利益与自身利益视为对立面，而且明朝内阁权力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也使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能力不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在重大决策上是很难做出明显违背基本民族利益、道德和意愿的行为。尤其不可能做出站在外族和外国立场上损害汉族和中国利益的决策。

在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西班牙人和菲律宾土著屠杀华人的事件，当时明朝政府在同一时期内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即万历三大征。在西北的宁夏，西南的播州，特别是从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长达七年，与日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

虽然这三场大战明朝都取得了全胜，体现了明朝政府和万历皇帝的杰出决策能力。但战争对国家军事和财政能力的损耗也是极大的。建州通古斯酋长奴儿哈赤正是利用这时机扩展自己势力的。

因此，在明朝处于财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万历皇帝决定允许平民开矿，通过征收矿税来缓解财政危机。但由于工商业阶层的抵。制，以及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官僚们的反对，同时也有执行方面的问题，使这一措施收效甚微。

而此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银通过菲律宾的大量流入，使明朝误以为菲律宾有银山可采，再加上一些人的诱导，明朝派官员来吕宋调查，试图在此开辟财源。

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恐惧，担心这是明朝征服的前兆，他们将失去菲律宾。西班牙人通过诡计先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然后伙同土著人帮凶对华人进入了大规模屠杀。

明朝当时有没有进攻菲律宾的打算，这一点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西班牙人屠杀华人都是不可饶恕的。国家和民族的正义就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民族尊严和立场问题。

这一次屠杀的消息传到中国，万历皇帝的第一反应是，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

既惩罚了导致事态恶化的责任人，同时准备对西班牙人兴师问罪。但是此时，中国刚刚结束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实在无力真正执行这一命令。所以明政府官员只能以发文的方式责问西班牙人。

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

而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屡受西班牙人屠杀和迫害的菲律宾华人请求郑成功维护在菲华人的利益，也提出为郑氏进攻菲律宾提供帮助。

但郑成功错误的在给西班牙人的警告中，不慎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使的西班牙人提前警觉，第三次对菲律宾华人进行屠杀。此事让郑成功愤怒悔恨，一心欲发兵复仇，但因为连受内外部精神打击造成其英年早逝而中止。

但明郑政权对此并未忘怀，直至满清灭亡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前夕，很多明郑人士仍然力主虽然台湾守不住，但可以用主力攻击菲律宾，占据吕宋以为后图，只是郑克爽辈丧志，终未被采纳。

还要说明的一点，在明朝，由于海关税少，走私盛行，海商对明朝政府并无太多经济上的贡献，也就是说明朝这种反应更多是出于民族责任感。

而郑氏集团本身就是海商出身，与海外商人关系密切，彼此利益关系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中央政府更多的是从民族大义考虑，而郑氏更多的具有商业利益考虑。但无论，无论哪一个汉族政权，对海外华人的态度都有血浓于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