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了十几年之后，效果很显著。在不同程度上安定民生，发展生产，从而也达到增加朝廷收入的目地。

不过甴于经界法在实施过程中，损害到不少拥有大量田产的官员、富豪的利益，因此也遭到许多反对意见，由其是当时执政的宰相秦桧，趁着李椿年丁忧之机，指定亲信王鈇篡改“经界法”，把“丈量田地”，改为“自行陈报”；把由下而上地确定税额，改为由上而下的摊派，结果暗地里增民税达四成，反而造成的百姓负但加重。并且在李椿年丁忧复职之后，怕被李椿年察出，又指使侍御史曹筠弹劾李椿年，逼迫赵构将李椿年罢官。

孝宗继位之后，又继续推行经界法，但由于阻力太大，执行情况也时好时坏，加上后来北伐和金军南侵，不得不又中断。

现在大宋的情况与当时实行经界法时十分相似，战争刚刚平息，两淮、两浙、两江、两湖等地的生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户籍、田亩都需要重新统计，因此赵汝愚提出，现在直接实行经界法，查实田亩户籍，均税分赋，一方面减轻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

而亩税法则是赵汝愚在经界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一种新的计收税赋制度，即将农户的所有田赋、徭役、丁役等等都摊入田亩中计算，不再另行收取。并且在收取税赋时一率按铜钱支付，其他物品则一率折算成铜钱计算。

因为无论怎样查实土地，都不可能禁止土地买卖，因为一般的农户在出现天灾，事故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有买出田地，渡过难关。但没有田地之后，税赋和徭役依然不会减少，最后还是会出现产去税存，税赋负担不均的局面。

而亩税法的好处就在于，以田亩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使无田少田的农户负担相对减轻，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户的负担相应加重，占田越多的纳税也越多，从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土地兼并。而且无论土地如何买卖，也都能够保证朝廷的基本收入不会减少。

免役法是由辛弃疾提出的，也叫雇役法，本是当年熙宁变法中的一条，原意是将徭伇拆成税钱交纳，由官府用这笔钱雇拥劳役，免除农户的徭伇。

但当时在实施过程中，却因为计税是按农户等级制定，即富户多交，贫户少交。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却造成一些不法官吏则在划分农户等级上上下其手，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司马光称此法是“不免使人不敢求富”也不是没有道理。同时免役钱是直接收取铜钱，而不少农户因为缺少铜钱，不得不用实物换取铜钱，不免又被商人借机压价，从而又遭受一层损失。

但辛弃疾提出的免役法却与以前不同在于，是否免役，每役多少，都由农户自便，官府不得做强求。同时也十天即一个月的服役时间为准，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而且可以用实物拆算成铜钱交纳。这样一来，使免役更为灵活，对于农户而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农忙时交纳免役钱，以免误了农时，而在农闲时服役，降低支出。

社仓法本是由朱熹创立，本质上与王安石的青苗法类似，即在青黄不接时，由社仓将粮食借于农户，渡过难关，待秋收之后，再由农户交还社仓，并相应支付一定利息。

但社仓法和青苗法最大的不同在于：青苗法是由官府主持经营，容易造成营私舞弊，强行摊派的现像，而社仓粮源来自于富户和丰收之年社民的自行自愿积累，并由社民选举出品行端正的人为社首和社副责任，接受每一个社民的监督，政府和官吏不得插手社仓事宜，免除了“吏缘为奸”之弊。同时青苗法规定，农户是以铜钱偿还所借的粮食，也被商人借机压价，而社仓法则是以粮还粮，从而能够减少损失。

但社仓法也非尽善尽美，问题在于，一般社仓都是以乡村为单位，只对本乡村的农户放贷，而不是所有乡村都有条件成立社仓。而且社仓毕竟是民间组织，容易散伙。而且还有一些农户再借粮之后，因为种种原因，秋收之后还是还不上，社仓也难以处理。

这一条是由陈亮提出，并且在朱熹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修改，一是由官府出面组织，以一乡或是数乡之力，成立社仓，但官府只付责监督，而不责任运营管理。但获利之后，分为两份，社仓取一份，官府取一份。二是对于借粮之后，实在还不上粮食的农户，就由官府来替他交还，并由农户以服徭役的形式来偿还官府，以弥补免役之后的劳役不足。三是一但发生灾害，战乱等事件，官府有权调用社仓后诸粮应急，等灾难平息之后，再由官府偿还补上。这样一来，也综合了社仓法和青苗法的优势，成立社仓的富户和官府也都能从中获利。

这几条提出，到还不太出人意料。因为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是支持赵忱推行新法的大臣。到是农田水利法，居然是由史弥远提出来的。这到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史浩递上辞呈之后，赵忱马上就批准了，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史弥远要么也请求外任，要么也辞职，那知他居然也提出一条新法来。

不过汉族王朝一向都是以农业为国之本，因此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的大事，熙宁变法中也有这么一条，也是最无争议的一条。由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河流众多，也具备大量兴修水利的条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