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颁发，郑朗再次兼职，兼同三司使职位，第一次改革自中书发起，第二次改革自西府发起，第三次改革自三司发起。三司有吕惠卿与章惇两个能臣，也许不算是好人，但能力是有的，可吴充弱了，郑朗不得不兼顾。

第一个是对所有拍卖的坊场河渡矿坑进行实价审核，虽实施了拍卖制度，还是有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必须进行一次估算，拍卖最终价格到达三司后，所出价格必须要达到最低价格。自去年章惇调到三司后，郑朗就让他暗中派人主持清查，连吴充都不知道。直到此时，才暴露出郑朗的用心。

还有一条仁政，暗中设了上浮，有一个最高估价，也就是一年这个坊场估计在不贪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能赚多少钱。超过了这一数字三分之二，立即降回。比如一个坊场一年估计能赚一千缗钱，超过六百七十缗者，达到一千缗两千缗，重新对这个坊场进行核算，确实还是只能获得一千缗钱者，以六百七十缗计算，而不是收其一千缗两千缗。后者估计极少极少，但会有。一条比较仁政的措施。

其实整个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种种仁政措施。为了国家，更是为了广大生活在中下层的百姓。这与王安石变法性质不同的，王安石能敛出一亿六千万到一亿八千万之数，若再加上郑朗带来的变革，多达五千多万，那将是一个后人永远目瞪口呆的财政收入。但郑朗不会去做的。

第二是作坊税务，作坊也征税的，名堂繁多，有的计入房屋税，有的计入两税，有的计入和买，很不规范。此次也让它们一一规范起来，再与行税的新商税结合，就能使商税进一步完善，甚至制订法令，不得任何作坊规避税务。比如士大夫可以享受免去两税的权，这是祖宗法制，也是列朝列代的法制，不可更改。但没有说让士大夫行商也要规避税务。因此名文规订无论任何人行商，必须交纳作坊税务，以及贩卖过程中的商税。

这个不用急，可以往后面放。

第三条改革开始。

响应的人不少，率先响应的家族出忽大家的预料，乃是三大外戚世家。

曹高向三家几乎同时让子弟们撰写文章，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时刻，不改即死。

知道内情的人，皆感到很古怪。

三大家族做了许多兼并的事，连郑朗都不敢碰他们，为什么三次改革，皆那么好说话？

郑朗索性一抹黑，雷霆到底，改革发起后，再派官员清查十五州隐田。这次没有派好说话的司马光下去，而是派手段强硬的章惇下去主持。并且包括以前朝廷不敢碰的真定府与亳州。

章惇还没有动身，几大家族主动交出大量隐田。

到了这一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就暗中商议好的，唱的乃是一出双簧。几大外戚家族虽让出隐田的利益，大头却在几大监那边，况且未来还有一个不知道究里的更大监。

实际还是章惇的那句话，耕地上能有多少收入？泥里扒来扒去的，隐一亩地也不过两三斗粮食的税务，加上杂税也不会超过四五斗，有更高的，一些苛吏疯狂地执行着各种沉重的附加税，不过随着朝廷三令五申的明文取缔，各路又有监察司查访，这些苛吏行为一一收敛了。即便隐一万亩地，也不过几百石粮食而己。放在几监收益上，并不算什么。

真相揭晓，却不能道出。

但章惇就有了借口，连几大尊贵的外戚都主动配合朝廷清查隐田，谁敢不遵从。这次查得有些狠了，前后查出二十几万顷隐田。终于使朝廷户册上的耕地数量第二次进入五百万顷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