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担心的是后面一法，市易法！

其实也执行了，乃是在渭州执行的，当时郑重地与赵祯一再申明，只能在渭州特殊的情况下执行，就是渭州也不能长久执行，不然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何谓市易法，史上执行时有很多措施，实际简单一点说，就是国家开办的一个超级大买办公司，史上资本有多少，前后投入达到一千两百多万缗钱，唐朝的半年国家总收入，契丹的两年多国家总收入，西夏还不知多少年国家总收入，做为资本，涉及到各个商品领域，国家一插手就是垄断的，后世也许地球人都知道一但垄断，意味着就是暴利，但是否赚了钱？

赚了，十五年利息九百万，失陷七八百一十万缗，实得一百二十万缗，一年不足十万贯，那么大规模，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权贵，动用了多少官吏，一年所得还不如一家樊楼所得！

王安石将奏折传递下去，问：“郑公，难道它不对吗？”

郑朗道：“不急，我先说条例司。祖宗法制，政军财分治，以免产生权相，但因此分治，有诸多不便，以至富弼曾一度在庆历战争时要求两府联手。若有明君，宰相又能力，例如仁宗，宰相又是吕夷简与庞籍，相权集中，政令会更加通畅。但若是唐明皇晚年，李林甫之流呢？”

这个很关健。

王安石就曾在韩琦基础上，进一步将相权集中，改革容易了，司马光上台，相权集中，废法也容易了，然后一批批来，再改再废再改，直到蔡京，一切结束，一起逃到西湖边直把杭州作汴州。

赵顼眼中也闪过一丝警觉。

他与高滔滔对郑朗最欣赏的地方，不仅是理财本领，还有不贪权，主动分权。皇权可以让出一部分，但相权也必须让，否则皇室地位就会很危险。

郑朗又说道：“我朝制度与唐朝不一样，立国时久，已自成系统。介甫，你用心是好的，让两府兼管着财权，以利于第一时间调动。但因为这一撬动，会带动一系列制度的倒塌。先说两府，你提议让东西两府参与，西府仅有军事权，与民权无关，与财权无关。西府插足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早迟这个财权必集于东府。东府就这么几个相公，不可能让宰执一一参与，按照制度只能归于司农寺，司农寺与三司峙立，结果无用置疑，因为身后是东府，三司迟早被架空，失去存在意义。既然没有作用了，国家不可能留下一个雍肿的庞大机构存在，早晚裁去。一旦三司裁去，东府又有诸多不便，朝廷只能恢复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重新恢复户部职权。”

曾公亮等人额首，这不是假若，细细推理，是谓必然。

“唐朝户部职能没有问题，在我朝就会出现许多弊病，如自国初就存在的内库机制，还有朝廷的一系列钱物系统，御前钱物，诸局所钱物，取索支用，各不相照，原先三司的存在是形成一些掣肘与浪费，冗慢政事处理能力，可因为有三司这个独立机构的存在，能兼顾四方。放在户部，我朝已权空的户部能行吗？户部不能制，利权一分，用财必无节制。难道再来一个制度重组，彻底地恢复到唐朝时那种机制，包括内藏库也撤消了？陛下，你让不让内藏库撤消？”

“哈哈！”赵顼不知怎么回答，只能干笑两声。

这个问题是几乎大多数史学家忽略的严重问题，事实它确实就存在了，其他变法或者有好有坏，但在这个条例司上，王安石变革带来了一系列恶性循环。

“实际前年改制，强化各司各部职责所在，就是针对冗政而去，提高处理政务的效率，让政令畅通，对祖宗家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三司是有一些弊端，条例司也有它的有益一面，但不能牵连到两府，必须保持三司的独立理财机制。若嫌冗政与浪费，可以将三司勾院（掌三部金谷百物出纳账籍）、都磨勘司（验勾三部出入）、都主辖支收司（掌已支未除物官物，籍报有司对除）、拘收司（支收财利未结，籍其名件督之）、都凭由司（覆视部支官物无虚谬）、开拆司（富敕诸州申牒，以放勾凿催驱受事）、发放司、勾凿司（勾校三部账薄）、催驱司、受事司、衙司、三司推勘、勾当诸司集为一部，再次进行整合，以便最大限度铲除三司内部滞政，财政不明现象。但它只能在三司内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