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唐介这样下去，结果会很悲催，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行知，我身体不大好，哪敢学子方？”

“彦国，我也知道我做得急，可国家积重太多，不改国家必然走向衰落，一改，又会牵连到许多人的利益。我也让使大家兼顾，并且也认真地思考了，是否？”

富弼默然，几监创立，难道不是吗？这几监创立，是贫困人家得利，还是豪门大户得利？

“想兼顾所有人，可不可能？若是国家没有危机之时，若改，必然天下汹汹。此次国家危机到来，乘势而为，虽反对的人多，但支持的人也会不少。若错过此次危机，还能不能改下去？要么做微调，学习吕夷简，学习我在皇祐之时，国家是变好了，可换了一相，国家又再次积重起来。国家以后也许会有仁宗太宗这样的英主，彦国，你能保证每一代主君都能与仁宗相仿佛？先帝当真差了，仅差一逊，国家就立即变得如此之糟，以后象先帝的中上君主更多。若再无贤相执掌朝政，治平仅不到四年辰光，若是十年下来，国家会走向什么光景？”

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富弼又不能回答。

以前郑朗抱怨王安石做得急，主要还是敛财敛得急。

两人同样几乎面对千夫所指，强行发起的改革，可性质不同。

王安石改革之初，威望不高，没有基础，敛财的方向不对，敛得又急，确实包括富户与百姓一起遭到剥削，国家是有了钱，但严重忧民。

郑朗起点远比王安石高，几乎带着一层层光环，再度回到京城的。

改革之始，实际以前打下了良好基础，包括数法的推广，此时仅是矫正它们就可以了。而民间经济基础也远比史上的好。

敛财的方向也不同，几乎没有实施任何一个剥民的敛财政策，要么就是节流，将国家三冗带来的种种冗费节省下去。若说敛财，只能说新商税法，以及清量隐田，使许多权贵利益受到侵犯，但绝对没有伤害到多少中贫困阶层。

做得急，一是机会难得，二是时间来不及。

没有多久，河湟开边开始，大旱到来，郑朗可不想背着几亿缗钱的债务，迎接这两大难题。况且未来还有一个西夏。

做得有些急，一些保守的人多少有些意见。但一些谦让确实也使另外一批人产生不满。特别是两个学生，王安石替赵顼讲《礼记》，对王安石说道：“朕想听听你的议论。”

又说：“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