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受，并且写了一个谢表，国家如此，宰执有失，有何颜面受其国公。

赵祯刻意召他入宫，含蓄地说：“你不受，他人如何得受？”

“陛下，其他数人，皆是年高，陛下，臣还年青，不能被虚名所累。”

赵祯醒悟，未受。但终是让郑朗多少沾了一些虚名，再三拒赏，名声更显，而郑朗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名声。弄得象范仲淹一样，天下瞩目，是自讨苦吃。

提前举行南郊大祭，南郊祭是假的，借着南郊祭，就能给兵士们种种好处，百姓们的善政，安抚人心。不能再象这样继续造反下去，因此厚贿天下。

张方平急了，上了一奏。自陕西用兵以来，内外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有余万人，虽略有裁减，数额仍为不少。按中等计算，约人给料钱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紬绢六匹。帛十二两，随衣钱三千。计每年给料钱近两百万缗，粮一千多万石，准例六折，米计六百余万石，紬绢两百万匹，帛四百万两，随衣钱近百万缗。

这是指增兵造成的财政支出，原来不计。还算好的，若不是陆续的裁兵，这一数字更可怕。

又说三路本道财赋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给还钱帛，则例价率涨三倍，茶盐矾缘此法而贱，货利流散，弊却悉归朝廷。自庆历三年以后，再增给西北银绢，内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加，三司经用越发不足。这是范仲淹与韩琦造成的部分后果，陆续地增加西北驻军福利，边军太苦，对此郑朗一度也保持默认的态度。

南郊祭过于频繁，每次南郊最少出六百万缗赏钱，每年国家铸钱九百余万缗，内藏还需每年出三百万缗银绢，才足三司经费。今外州库搜刮一空，不知内藏蓄积几何？可供今后支拨？天下山泽之利，茶盐酒税诸色课入，比之先朝大有增加，可谓无遗利也。若据国家天下之广，岁入之数，自古无此多者，然有司调度，日见匮乏，不知所出何处？

自古以来，也没有看到那一个国家一年有这么多收入，可这个钱用到什么地方？张方平很不懂。

问题出在哪儿呢？

张方平仔细想，只有两个，因为范仲淹进谏，朝廷卖官公开化，六千缗即给薄尉，万缗即给殿直。当时朝廷是得了一笔小钱，可以后这些官员要发放薪酬的，再加上滥赏，造成朝廷严重冗官。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冗兵，使用郑朗的裁兵法，兵士数量严重下降，还是有许多兵士，正规的禁蕃兵七十多万，厢兵三十五万，还有大量壮丁、弓箭手，数万土兵，以及六十多万保丁，依然在冗。反观以前，太祖取天下仅养兵十五万，太宗征后汉，用兵契丹，养兵才四十几万。先帝备李继迁贼，御北敌，养兵五十几万人（指正规的禁军），及契丹请和，稍稍淘汰，天下才稍稍供支平衡。但如今增加这么多冗兵，国家用费怎么能满足？而且赵祯滥赏无度，以前南郊祭三四年，四五年一次，现在往往两年便有一次，一次南郊祭得用多少赏赐。

俺这个三司使没法子过了。

书上不报，赵祯有赵祯的想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有钱，为什么不用掉，而将它烂在国库里？

看到赵祯这个态度，连郑朗也有些发急，不行，不是这样用钱的，于其滥赏，不如轻徭薄敛，这才是真正造福于百姓。但张方平脑袋很清醒，盐茶酒矾都出现了弊端，张方平却说臣思之很正常，乃是势之然也。不敢动它，每动一样，皆会引起天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