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缓慢的是两浙，这里开发更成熟，没有多少开发的空间，要么与山争一争，与海争一争，争的空间不是很大。在郑朗带动下，意识到占湖的危害，继续还有豪强在占湖，不过速度也比史上要缓慢。

一个江东圩，一个两浙围（圩与围的区别是圩相比于河面，要低一点，必须有大量圩堤，多在江宁以西所在。）成了朝廷重要的指望。

可是今年情况很不好。

江东仅是稻子无法收上来，七八月到来，汛期不那么严重。两浙不但稻子无法收上来，与江东不同，江东是长江水系，入海缓慢，水容量大，汛期主要是在五六月份，但两浙汛期不一样，它的水系离海近，水容量小，五六月份汛期不严重，相反，到了七八月份，受台风影响，山洪多有暴发，河流又狭小，再加上这个古怪的天气，两浙还要受着秋潦的危害。

艰难的八月过了，九月情况仍没有变好，昔日的繁华之地杭州都变得惨不忍睹。说田地里颗粒无收，夸张其词，但收上来的稻谷很少。原本杭州米价因为江东圩的冲击，一石只有三百来文，然后一个劲的猛涨，很快攀上一石一千文，一千五百文。

两浙一石米若涨到一千五百文，缺粮的北方会涨到什么地步？

杭州府尹吕向高急切的向朝廷求助，中书几个大佬也没有办法，若是北方缺粮，还能从南方调运，但南方缺粮，从哪里调运，难道从岭南调过来？让吕向高下令，每石米价格控制在五百文内，若超过这个价格，查没其粮铺，违者斩首示众。

这份命令便是出自陈执中之手，与夏竦无关。从另一个侧面也反应了陈执中缺少变通之能。

陈执中出现失误，吕向高变通能力更差，没有想到，接到中书命令后，立即颁发榜文。几天后，派心腹到各县巡查，不一会儿属下回来禀报，知府，不好，街头到处是饿殍的百姓，有的活活饿死。你快想办法，向朝廷求援吧。

吕向高不相信，亲自出去看。

情况比小吏禀报的还要恶劣，是不错，用工代赈，杭州也执行这一政策，关健在下雨，想做工都没办法做工，只能将灾民组织起来，设粥棚。这个做法也似乎没有问题，可是粮价在一个劲的上涨，普通的市民也想省一省，特别是那些贫困百姓，一起挤到粥棚去排队。这样一来，粥棚成了无底洞，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救济真正需要救济的灾民。

这便是零碎灾情的为难之处。

真要象前几年那场大灾，又是旱灾，又能顺利的将灾民全部组织起来。但还是有办法的，主要根源依然出在中书，陈夏二人争斗越演越烈，这时候即便郑朗也不敢插手进去。因此不仅是杭州，其他地方陆续出现了不好的情况。

杭州有财力，可是要上交国库的，吕向高又不象郑朗、庞籍、韩琦他们有那么大的魄力，这个财力不敢动用，因此，粥棚时断时续。这种情况反而使局势更糟糕。

禁价令下后，没有粮商敢违反朝廷旨意。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也有办法。你不让俺们涨价，俺们不卖米了。这后果更严重，原本虽苦一点，那怕米贵一点，半饱不饥的，一天也就熬下来，现在米商联合起来不售米，有钱都买不到米，百姓日子怎么过？特别是因为平安监的出现，杭州城以工谋生的百姓更多，都是“工人”，都是靠买米度日。所有粮店一起关门大吉，难不成组织人手，去哄抢各大米铺。

于是在整个宋朝最繁华的城市里，居然饿死了许多百姓。有的百姓一看形势不妙，向其他地方出逃。吕向高急了，在赵祯朝，比较重视人命的，遇到灾年，有老百姓被饿死，会有发生，但不是很多。关健发生在杭州，京城中的大佬如何做想，皇上怎么想？不顾面子，向京城求急。中书也傻了眼，自宋朝拿下南唐以来，都是南方将粮往北方调运，那有粮食从北方向南方调运？一来一去得多少成本？因此对吕向高说，自去年冬天以来，陕西与整个北方都遭到旱灾，粮仓并没有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