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君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仁、俭，我也想做一个君子，可自揣度之，离君子有多遥远？即便是范仲淹，离君子距离很近，温恭也略差一点。你们个个自诩为君子，但有几人是真正的君子？君子就象你们这样，为了一个小小的水洛城，争得你死我活？韩琦说尹洙是君子，可你们多说尹洙不好。你们说郑戬做得对，尹洙却说郑戬是戬辈，小人。你们自己连君子都没有弄清楚为何，怎么敢自称为君子呢？”

“夫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送一块肉，表示想要学习的诚意，于是夫子便授其学问。又说有教无类。这就是一种包容，有容乃大，还有什么比国家更大的，没有包容，怎么能大？你匆匆忙忙地将朝中大臣划成两派人，互相攻讦，这便是有容乃大，有教无类？”

郑朗又扭头看了看赵祯说道：“陛下，臣担心一旦朋党一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谓之邪党，既恶其异我，则其逆言便难进，既喜其同我，其佞顺之言而合，最后真伪莫知，贤愚倒置，终会酿成国家的大患。请陛下三思。”

先驳斥朋党论的论点，再说朋党的后果。

郑朗还多少受了后世一些影响，认为欧阳修虽胡闹，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半君子。否则此时会痛斥他为真正的奸邪，小人，妖言惑众，遗毒千年！就是这样，一大群君子也站不住了，余靖站出来说：“陛下，臣认为郑朗失了朝仪。”

朝会可以奏事，也可以议事，但不能攻击，不能争吵，郑朗确实犯了朝仪。可是范仲淹眉毛蹙在一起，欧阳修一上朋党论，他就感到大事不妙，郑朗出手，在他情理之中。

与郑朗多次做过交谈，知道郑朗最恨朋党，不知道他那来的这份恨意。自己淡淡说了一句不要紧，可欧阳修却来了一个长篇大论，怎能不出事？

郑朗点头，说道：“陛下，余靖说得对，臣是失了朝仪，也是有意违失朝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朋党遗害无穷，此例一开，大宋以后党同伐异，不得安宁，即便夫子在世，颜回复生，张良萧何房杜姚唐一起聚集我朝，都休想将国家治理好。无他，以后结成两派或者数派，为了打压对方，打倒而打倒，推翻而推翻，这种情况，还能办好任何善政？即便有好的善政，也迅速推翻。大宋还能长久下去？是，我是违背朝仪，请陛下罢去我相位，以敬警戒。不过余靖，即便我失去相位，只要不开朋党先河，也是值得。”

用一个宰相来换欧阳修一篇文章，整个大殿鸦雀无声。

第五百一十三章 衣服

郑朗继续侃侃而谈，说道：“我宋朝始至今天，因循守旧，弊者益弊，如果不变革，不出百年，国家必有危难矣。不说十六国之乱、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之祸，且说汉唐。汉唐立国有三百余年，近三百年，然真正几代何？西汉一百余年光景，东汉一百余年光景，唐朝虽年号不废，其实从安史时国家就已衰落。我朝已经立国几十余载？”

这一算危机便更重了。

“但一变，必然产生诸多纠纷。汉景帝惩诸藩王势力，于是削藩，七王之乱。武帝惩匈奴之逼，大肆兴兵，民不聊生。唯有汉宣帝最佳，种种变革，皆落到实处，又无多少争议，于是大治。然汉朝自诸吕兴起以后，外戚皆贵。汉宣不加提防，形成王莽之患。光武仁爱，宽民，却不做变革，于是子孙受困于外戚与宦官，地方豪强大肆兼并，朝中宦官掌权，国家江河日下。

东晋受困于门阀，又阻于权臣，于是有王敦、桓温之乱，后被刘裕直接取代。再到唐朝，姚宋何能，诸君恐远不及也，但唐朝至开元起，府兵败坏，均田破坏，姚宋怕产生纠纷，小心调节，有开元盛世。本来这是唐朝一次最好的转机，可惜唐玄宗晚年昏庸，将政事托于李林甫，于是误国殃民。

我朝太祖与太宗两位祖宗，进行分权制度，节掣外戚与宦官的势大，诸臣分权，防止权臣产生。包括人君，也进行诸多分权掣肘，以便防止有平庸君王贻误国事。可有一利便有一弊，文恬武嬉，吏治冗败，冗官冗兵冗政，虽几代人君奋发向上，然国家也呈江河日下之势。

陛下发奋图强，改革图新，但中兴之世，开元为一，开元经过几十年的调节，都没有将国家最大的弊端革除，唯有纠纷不多，国家安宁。或数于汉宣，汉宣幼年生长在民间，知民间疾苦，但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汉宣，还有霍光几十年如一日的小心经营，一臣一君，几达四五十年时光，才创造出汉宣盛世。但是诸位，你们新政之初，动辄便说几月，很快，一两载便能让国家大治，难道你们是神仙下凡，能洒豆成兵，能点土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