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准。

接着再次联手上书，西陲用兵，为数浩繁，可因为受陕西转运使节制，缘边四路多有不便，这个郑朗在泾原路也能感觉到，唯有相互商议。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局中，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直到来到京城，不用避嫌，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所有勾当（指谋事人），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可以根据制度奖励，以便助军费。

这是想办法开源，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于是赵祯再次旨准。

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窍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致化，失其人则召乱……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委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党议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关与同罪。

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正是大臣无能，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要连坐，保的人好有功，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环环相连，担当起责任，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

有了庆历新政“择官长”的一些雏形。

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

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赵祯心中焦急万分，只要有好的策略，一概想试用，于是对辅臣说道：“自用兵以来，策试授官人猥多，而任事颇无善状，今献策及僚论荐，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其与试人宜加精核。”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他们初次进入中枢，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也不敢说。为了减少百姓压力，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减商税。范仲淹说道：“茶盐，商税之入，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

国家钱还不够用，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若有余钱，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说得也有理，没有钱怎么办？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乘此时，若改革，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厢兵与捕快，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欧阳修进言道：“近日四方贼盗渐多，皆由国家素无御备，而官吏赏罚不行也。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腥心之疾，深可忧。朝廷终未当处置……今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悍御者？此可谓心腹之大忧。为今计者，先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而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

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

不是峻法的问题，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

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可他也忘记根本，主动站在权贵一边。

不仅是王伦，还有，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余靖又进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当赏罚不行……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欲望贼盗衰息，何由而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烽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