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彼时的五岭南北，即岭北的长沙、衡山等地，以及岭南的百越之地，‘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值得便是对先祖的盲目尊崇。

在中原地区已经初步脱离‘血统论’的时间节点，彼时的吴人、越人这两个群体，却依旧还沉寂在对血统论的盲目尊崇；

由秦南海都尉赵佗实际掌控的南越，越人普遍以越王勾践为自己的先祖，并因此而自诩为‘贵胄之后’；而长沙国，以及衡山、九江两郡所组成的淮南国，吴人群体也有样学样，以‘夫差后裔’自居。

这种情况，在地缘更靠南的长沙国最甚，相对靠北的衡山郡则较轻，最靠北的九江最轻，这也与佐吏先前说的‘长江以南还没有开发’的说法一致——过了长江越靠南，开发程度就越地，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对血统论的尊崇就愈发强烈。

而吴氏一脉成为长沙王，甚至得以顺顺利利传延五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对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以及其所成立的南越割据政权，汉室的态度，其实一直都很纠结。

因为相较于文化、传承、价值完全不同的北蛮匈奴，赵佗掌控下的南越，在春秋之时本就是越国境内，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一份子，只是相较于中原列国更偏了些。

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教化等方式，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

所以，汉室鼎立之初，对于南越，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外蛮’，还是‘内贼’。

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以及关东异姓诸侯、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

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长安也基本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克制，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主要是陆贾）来劝说赵佗去帝号，接受汉室‘汉南越王’的册封。

而长沙王吴氏一脉，也正是汉室因制衡南越的考虑，才成功得以传延五世。

——南越王赵佗，终不过是王，汉天子刘邦，那可是天子！

至于你百越之民，人均自诩‘勾践后裔’，但我长沙国的王，那可是世系清晰的吴王夫差嫡系后裔！

这样一来，借着‘帝-王’‘自诩后裔-真的后裔’的对比，长安中央得以在同南越的鄙视链中，获得理论上的大获全胜，使得南越王赵佗穷尽一生，都无法跨越岭南，对中原地区发动攻击。

甚至于长沙国因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而从异姓诸侯国成为宗亲诸侯国的时间点，也是十分微妙——刚好是文-景之交，汉室已经逐步脱离建国初期的贫弱，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外发动扩张的时间点。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吴氏一脉成功在‘长沙王’的位置上传延了五代，更多还是汉室中央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需要借吴氏‘夫差之后’的血脉，来精神镇压自诩为勾践后裔的百越之民。

除了镇压，或许也有吸引仇恨，为汉-越提供长沙这么一个战略缓冲带的考虑；但总体而言，吴氏得保长沙国祚传延五世，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夫差后嗣’的身份。

当然，这也与自一世长沙王吴芮时起，历代吴氏长沙王对长安毕恭毕敬的态度、予取予求的姿态有关。

这一点在正文中也提到过：包括吴芮在内的历代长沙王，都无一例外的保持了‘每年上一封奏折，请求朝觐长安’，虽然大都被拒绝，但还是坚持不懈长达五十年。

为了堵住‘长沙王年年请求朝觐’的口子，高后吕雉甚至专门规定：诸侯王三年一朝长安。

但即便如此，之后的历代吴氏长沙王，也还是坚持不懈的每年一请朝长安。

也正是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低姿态，让吴氏一脉在那个‘拒绝朝觐等于造反’的时代，得以享国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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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月初，刚好借机去看看腰，休息一天，谢谢大家理解。

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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