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祖逖凯旋，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出个结果来。然而祖逖自请致仕，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进之意……于是裴该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什么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枢密省，弱其权柄。

枢密省掌军，而尚书省掌民，文武分置，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马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体，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分归长史、司马管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巴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

——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顶多朝前迈出了一步而已。

故而更制，将兵部也即军政系统，转辖尚书；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将逐渐取消民屯，且压缩军屯，屯部也会缩水成一个司，则枢密省最终唯有枢部和警部两个下辖部门而已。

对此，祖逖既无奢望，且有心理准备，倒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随即在裴该的主持下，召集尚、枢二省及度部、兵部、枢部、警部主要职官，对军事系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编旧祖家军。祖氏诸将陆续被召还都中，先予升赏，然后发去军校进修——当然啦，承诺这只是固有程序，不过为熟悉新的军制和军规罢了，他们还有上阵的机会。各部亦陆续打散，与旧关中军混编，襄国、涿县等地的守护，也就此改换为裴该旧将。

此前的军制，纯出裴该自断，先是引用了一些后世的名词，比方说莫名其妙的“排”——没办法，他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世的记忆和知识，偶尔也难免产生冲突和讹误，好在性情基本上继承了穿越之前——后又因应形势层层加叠，多少搞得有些不伦不类。

前在长安，一则行台制度本来就属临时性，二则麾下也没有太多文学之士跳出来挑毛病，还则罢了；既至洛阳登基，大票旧官僚或被投闲置散，无所事事，难免无事生非，或者谋图悻进，寻机进言，于是上起祭祀、下到躬耕，举凡官制、兵制、典章、律法，三天两头有人上奏，请求天子依从古礼。

其实“时移事易，变法宜矣”，这个道理大家伙儿都懂，若还有人以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直接抄商鞅的原话就能给怼回去。但若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或者是只涉其名而不及其实呢？朝廷也不便一概驳斥，滴水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