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奉劝吾儿，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职。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该的这份心思，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这种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关中曾开科举，但是规模不大，既已改朝换代，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于是裴该重兴太学，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太学是只看学问，而不论门第，皆可入学的，而且管食宿，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

长安新城遥遥无期，裴该估摸着即便天下大定了，也还得隔几年才有望还迁关中去，所以无论文校还是武校，全都自长安迁来洛阳——长安学校仍然保留，作为太学的分校，且将来二都并立，洛阳分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经快七十岁了，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裴该特许他在身体允可的情况下，再自关中赴洛——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当听说董老夫子即将抵达的时候，裴该就打算亲往相迎，却遭到了宰相们的劝阻，说唯大将班师，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长虽然年高德劭，却还不到劳动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矣。”

就是这“以示朝廷重儒”几个字，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仅仅因为属于郑学，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

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就学问而言是发展，是进步，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则正好反转过来。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为郑学也；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在理论上方便改造，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

既然如此，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裴该自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施政更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改革也不敢再如从前那般，尽可能地放开手脚了，他希望能够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逐渐地用天子的诏命来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局，而不象历史上那些暴君似的，近乎以一人独治天下。即便真是远见卓识，倘若准备不足，施行操切，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朝令夕改，那就变成王莽啦。

所以包括产业方面的新想法，裴该都先把皇庄当作试验田。

皇庄这个名词始于明代，但事实上自古以来，皇家即拥有部分山林池泽的所有权，收入不入国家府库——当然啦，秦汉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属转化而来，本来皇家的和国家的，就区分得不是很清楚。

裴该明确家、国之别后，以皇后、太子的汤沐邑为名，接收了洛中内外和河东的十几处庄园——多半是抄没的罪臣家产——统一归少府管理。少府设卿、丞，前者由士人担任，负责皇家产业的经营和财税的出入，后者由宦官充任，负责宫廷事务的日常管理。首任少府就是才刚从江南逃过来的裴常——其父裴嗣则只领了一个微阳县侯的爵位，志得意满，安享晚年去了。

举凡新农具、新耕法，乃至新的农业协作方式的试行，新品种甚至新物种的试种、试育，新商品的制造和流通，裴该都利用闲暇时指导裴常等人，并要求他们大胆去做试验，若有成效，便可推广。即便试验失败了——那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也不过皇家短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已，在裴该看来，自己如今的日常供奉已经算是很俭省了，即便把内库全都填了皇庄的缺口，也不至于吃糠咽菜，要被迫额外向国库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