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随也不去找司马，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写下一封文书，既向裴该推荐薛宁，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封好了，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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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平阳胡乱之时，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

这一日非常罕见的，裴大司马盛排仪仗，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

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迤逦而来。裴该见了，亲自下马往迎，车帘一挑，下来一名老者，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却被裴该双手搀住。

有认得的，当即遥遥指点：“原来是文博先生，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

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字文博，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姓氏志》，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无意仕途给婉拒了。因为董景道也知道，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则若自己往仕长安，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抬声望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

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暂时外无强敌，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

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是来搞教育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传说时代暂且不论，起码从周代起，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根据记载，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分大学、小学两级，乡学又名序、庠、校、塾等，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不过也有一说，所谓乡学，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议政的场所，跟学校毫无关系。殆至春秋、战国，又生私学。

秦禁私学，而广官学，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在各郡也普设官学，名为“学室”，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不但有传统的太学，还有文艺专科学院“鸿都门学”，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等等。

至于地方官学，汉初本不设学室，直到文翁治蜀郡，因为蜀地文化落后，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不过数年，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武帝有感于此，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逮平帝时，正式规定各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而聚设“序”。

当然啦，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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