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预先命刘夜堂率部潜伏营中，关照他说：“胡寇若遣步军来，是夺我垒，将军可急退。若遣骑军来，必为追我，或不及细察营中，将军乃可起而一搏。”

晋人留兵断后，本在情理之中，王腾原先也是有所警惕的，然而他率兵驰近晋垒，营中却毫无声息，就此疏忽——要么根本就没人断后，要么断后兵马未曾设在此处。他急于追赶裴该，不及细查，便即穿营而过，结果被刘夜堂兜抄了后路。

关键此处距离郃阳城并不甚远，也就二十多里地，晋军若是没命狂奔，估计天刚亮就能逃进城中。而自己虽然统率骑兵，终究对于地理并不熟悉，大黑天的，战马也跑不快，万一追不上怎么办呢？

因此而立功心切，轻敌冒进，王腾遂被刘夜堂从身后发起猛攻，先是弓弩齐发，继而挺矛直进，胡师大败。刘粲听得前方动静，急忙再遣兵马往援，却已经不赶趟了，刘夜堂在杀败王腾后，也率所部急急南归。他才跑出五里地，便又遭遇了董彪所率第二支断后兵马，得闻胡兵尚远，于是并肩而撤。

裴该这回倒是逃在了全军之先，在部曲护卫下率先进了郃阳城，也不休歇，当即布置城守事宜。

旋即陶侃入城，来见裴该，拱手请罪道：“大都督付侃以御胡全任，今日丧败，侃之罪也，恳请责罚。”

裴该虽至军中，但他知道自己的统驭之能远不能与陶士行相比，所以只管登楼观阵，具体指挥仍然毫无保留地委任给了陶侃。只是陶侃说该撤了，裴该却要他再守两天，也等于是在军事上有所掣肘啦。

但陶士行是个精明人，加之性格温和，向来不愿意得罪上官——在原本历史上，王敦贬其为交州刺史，他二话不说便上任去了，就没跟周访似的硬顶——唯恐裴该心情不畅，诿过于己，所以还是我先端正态度去请罪为好啊。

裴该赶紧伸双手揽住陶侃的膀子，说：“日间战败，乃力不侔，非陶君指挥无方，何罪之有啊？且陶君早便与我言，军士疲惫，难以再战，且若还垒，丧败必矣。我不听陶君之言，乃至于此，过失在我，陶君幸勿自责。”

其实败退郃阳，也不能说是裴该的责任——即便陶侃说要退，也可不能大白天地正当胡军便即撤离啊，本来就需要熬到晚间再说。但裴该直接就把责任全都揽上身了，因为他总是觉得，上位者把责任推给下属，是一件很龌龊的事情。我既然全权委托给你了，就应当无条件信任你，即有失误，那首先也是我用人不明之过。再者说了，他手下能够独当一面的，唯有陶士行，若是因为一场小败仗便生了嫌隙，反倒更划不来。

随即拉着陶侃于榻上并坐，裴该笑笑说：“我两日来登楼以观陶君用兵，获益良多，稍稍挫折，不足为伤。”

陶侃很知趣，就附和着问：“正要请问大司马，于侃之用兵，有何教诲啊？”

裴该说哪有什么教诲——“陶君当世名将，用兵仿佛孙、吴，然而亦有今日之失，可见云兵无常胜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等等，的是良言。我之获益有两，其一，有良将斯有锐卒，有锐卒斯能战胜，我今不胜，非将不良，实兵卒尚不勇锐之故也……”

裴军自从大荔之战以来，就几乎没碰上过什么强劲的对手，导致军中普遍滋生出了骄横之气，裴该作为主帅，多少也受到点儿影响。他甚至会觉得，我只要粮秣、物资充足，靠着训练出来这几万精兵，足可横挑天下——之所以还容你刘聪父子、石勒叔侄肆虐，不是我打不过你，纯属我粮食不足啊。

可是这两日所见，胡军之勇就不在己军之下，即便同等数量对敌，都没有十成胜算，何况兵力不足呢？主要游牧民族往往打小就套马、射狼，比起那些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晋人来，天生战斗素质就高，即便屠各和南匈奴上层已经泰半汉化，中下层勇气未褪、凶焰未除，是不能太过轻视的。

从前裴该也隐隐地警惕过，不能把敌人想得太简单，在战术上必须要重视敌人——否则的话，祖逖之才过于陶侃，为什么在原本的历史上长年止步于大河以南，竟不能前进一步哪？

石勒固为当世之杰，但在历史上，他打败刘曜就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刘曜能够篡窃胡汉，纯因靳准作乱，未必刘聪、刘粲父子就远不如刘曜。那么自己只重视石勒，却轻视平阳刘氏，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