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说了，刘曜南下侵扰，难道就没有平阳方面的授意吗？若无平阳之命，即便刘曜敢来，刘虎也未必肯动，这很明显是对关中地区发起进攻——即便不是全面进攻——的征兆。

只是，倘若双方配合密切，当彭夫护才入安定，刘虎方下冯翊之际，刘粲就悍然挥师西渡，则必然对陶侃的大司马后军造成强大压力。陶侃对此已有防范，早便拟定多份预案送到了裴该案前，还计划万一战事不利，便再次退归大荔，利用牢固的城防抵御胡师，再请裴该将生力军源源不断送至前线——甚至于调秦州诸戎从征。

然而实际事态却并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刘粲整比刘曜慢半拍，一直要等彭夫护和刘虎全都被击退，这才姗姗而来。这固然有通讯、交通不发达，相距遥远的两支军队很难密切配合之故，但其中，难道没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吗？终究刘粲也不是笨伯啊。

陶侃因此才说：“刘粲来得甚迟啊……”裴该则站起身来，背负双手，透过窗棂遥望室外景色，缓缓地，貌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秋之将尽，寒冬降临，即便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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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曜还在做相国、大单于的时候，刚愎自用，独揽朝政，但当他终于得偿所愿，晋位皇太子之后，姿态反倒相对放低起来，肯于倾听诸多老臣的意见了。这主要是因为此前他主要的目标是挤垮刘乂，此事不可谋之于众，老臣们也未必肯帮忙出主意；而当太子宝座终于到手，眼瞧着皇帝大位也非遥不可及，似乎再没有什么人可以摇撼自己的权势了，刘粲才终于把主要精力从揽权转向了国事。

再加河南之败，以及刘乂“清君侧”，多少也给这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使其骄焰渐息。

因此面对崭新的时局，刘粲便召太师刘景、太傅任顗、太保朱纪、大将军刘骥、大司徒刘励、司隶校尉乔智明等重臣商议对策，最终得出的方略是：

“东用石勒，西抚刘曜，北和鲜卑，南控大河，秣马厉兵，再谋河南、关中。”

为此，不但加封石勒为赵公，还拜晋阳守将石虎为征北将军，封上党县公，同时遣使北上，去尝试与拓跋鲜卑结盟。郁律对此明面上的表态是：“我为晋之代王，终不背晋也。”私下却暗示可在边境互市——因为刘琨的败逃，使得拓跋鲜卑很难再得到来自中原的物资供给，而他暂时又没有必胜石虎的信心，那就只好跟胡汉商量着讨要了。

由此可见，在局势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拓跋郁律不大可能再大规模挥师南下，且若局势向胡、羯方向全方位偏转，郁律也有许盟甚至于向汉称臣的可能。

北线既然暂时无忧，那就要尝试对南方用兵了。刘粲本人是主张自河内渡河，直取洛阳，或者从河东南渡，争取切断河南与关中的联系的，认为唯此才是掏心之策。他说：“若司马邺在长安，所在遥远，或不易取，天幸今归洛阳，与我止一水之隔。若能再破洛阳，或擒或逐司马邺，则南人之气必堕，皇汉复兴可期！”

但是其弟济南王、大将军刘骥却提出反对意见，拱手说道：“阿兄，今国中粮秣不足，各部人心不齐，不可奢望一战而败南军，只能徐徐侵削之。曩日之所以能破洛阳，为彼重臣不和，司马越、苟晞相争，且其时赵公与王弥尚在河南，则即便无宁平城之胜，我围洛阳，司马越等亦不克来救。今则不同，祖逖奄有兖、豫，削平割据，裴该镇守关中，出关而旬日可抵洛阳城下。则若我攻洛阳时，裴该来救，甚或王敦也自荆州北上，其势危殆……”

刘粲摆手摇头，说：“卿等尚以裴该为晋之纯臣么？我早便说过，彼归晋主而留台关中，是欲自王也。”

司隶校尉乔智明道：“其唯如此，方才可虑。倘若裴该拥晋主于长安，急受我攻，祖逖未必往救，而必请迁晋主，避之于洛。而今晋主还洛尚不足一岁，岂有还归长安之理啊？则若洛阳悬危，裴该必不肯袖手旁观。晋已下诏，使讨司马保，则司马邺败，裴该不能在关中复立司马保，司马家余人，声望也皆不足，彼又岂肯失此大义旗帜，而成为天下之共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