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此前对于苏峻杀郑林之事，一直存疑，就是因为找不到苏子高这么干的理由。原本疑心王贡攀诬，但再想想，以王子赐之能，若想陷害苏峻，一定会编造更易为人采信的理由啊；即便他就硬编苏峻杀郑林之事了，也理当堆砌更为严密的逻辑关系和证据啊。越是连王贡都语焉不详，其实就越有可能是事实。

苏峻信中所言，倒是都说得通，郑林这票腐儒会含糊华夷之辨，本在裴该意料之内。大儒又怎么了？大儒借用圣人之言，为自己的污烂行为背书之事，从来史不绝书啊。王肃也是大儒，为了斗倒郑学，他就公然学术造假；范隆也是大儒，直接就出仕胡汉了……

关键这年月的华夷之辨、晋戎之别，还并没有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加上刘渊打着复汉的旗号，一方面尊刘禅为先帝，一方面又礼敬儒者，也往往使士人并不目之为外族，跟随者还想为胡汉找承天景命的理由，不跟的只是目之为篡逆罢了。

即便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刘曜干脆撕掉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尊祖冒顿单于，那些已经附胡的儒者也没见谁愤然辞官而去嘛。

再往后，契丹占幽云、女真夺中原，乃至蒙古、满洲窃取神器，都不知道有多少士人一副大义凛然之貌就甘心为奴去了，曲阜孔家更是连鬼子来了都开门恭迎的……当然不可否认，其中部分降胡的士人是因见旧朝不可守，想谋天下太平，以为可以导夷变华，出发点不能说太糟。但唯如此，则更具迷惑性、欺骗性，因为裴该有比旁人多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他明白那压根儿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以寡族而统巨族，除非你彻底融合进了巨族里去，纯用巨族旧政，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天下太平的——若想以夷变夏，同样无可建功。但寡族若不能保有一定的特殊性，怎可能压制得住巨族啊？谁肯放着主子不当，愿意泯然大众？苻坚想要以氐人为基础混同百族，结果身死国灭；真金想要彻底汉化，被他老子按在地上摩擦，终于郁郁而早夭；契丹以降，直到满清，凡是能够政权相对稳固的，莫不两用其政——就仿佛如今的胡汉一般。

唯独接近成功的，只有一个拓跋宏，但旧势力反复倒算，前有“六镇之乱”（真说不上起义），后有高氏、宇文氏的倒退，纷乱多年，直到杨、李执政，才算是彻底完成了鲜卑的内融。但那能算是胡人之功吗？不还是巨族吃掉了寡族？

所以裴该才要提前把“民族主义”的理念宣之于众，首先从自家部属、军队开始，灌输一套完整的、自洽的、合乎逻辑，且不至于沦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华夷之论。但这条道路无疑是漫长的，坎坷的，裴该知道，即便自己幕中诸将吏，内心并不以为然的依旧不在少数，只是因为此论有利于裴氏集团的内部凝聚力，所以他们才暂时接受而已。

相反，底层民众，包括普通士兵，倒更容易接受裴该的新理论，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本来就是白纸一张，方便描画嘛。

可是没想到士人出身的苏峻，竟然会因为理念之争，对郑林起了杀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裴该对此颇感欣慰。当然啦，郑林不算有罪，无罪而杀，苏子高未免太过跋扈、放肆了。但裴该作为现代人的那一面，对此事的恼恨，很快就被作为政治生物的那一面所压倒了。苏峻的捷报在此之前就已经送到了长安，则自家正寄望他在东方有更大的战果，实不能因此“小事”而苛责之啊。

若在太平时节，裴该必然是饶不了苏峻的，但乱世之中，也只得无奈地从权了。关键裴该并没有把一名大儒——即便是郑玄子孙——的性命，看得比普通老百姓要重太多。

估计裴嶷等人不会这么想，故而裴该并未把苏峻来信内容泄露第三者知道。他只是召来送信人，单独询问相关情况，得出的结论与苏峻信中所言符合若契——因为苏峻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杀人动机何在，就连他的亲信也未必清楚——由此便基本上相信了。

于是复信给苏子高，先申斥一番，说你不当擅杀，难道视我之军法为无物吗？然后又提醒他，碰到郑林这路糊涂蛋，你就应该押送长安来，让我组织人手将其谬言彻底驳倒，如此才能厚风俗、正人心，你直接给杀了，那不是让同类士人糊涂一辈子吗？“汝何等之鲁莽、操切，全无大将之风也！”

但是最后，他还是表示原谅了苏峻，希望苏峻能够知耻而后勇，继续为国效力，在东方取得更大的成果——“卿今既定城阳、东莱，乃可进取长广，积粮、募兵以厚其势，将来可一举而下广固，殄灭丑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