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在某一日，刊登了朝廷正在商议大幅度减低农税的消息……

这不再是仅限于富贵人家的事了，这是整个国朝所有子民息息相关的。

本朝在农税方面，主要是沿用了前朝的两税法。

早年，对于两税的征收，一般是根据旧例而征取实物，大致是每亩每年征取一斗。

由于当时既有“三十而税一”，也有“二十而税一”，加之有过半的士族土地不用纳租税者。

所以这种租赋重担，大部分都落在了无权无势的底层百姓身上。

因为两税之课取实物，更是出现了所谓的“支移”和“折变”。

何为支移呢，就是民户在缴纳实物的时候，朝廷本着“以有余补不足”的想法，是尽可能的让民户不要在本地缴纳，而是要将其缴纳到北方边境驻扎大军之地，所以称之为支移。

两税的的征收，一般是征取实物的，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时候要“以麦折钱”，有时候又要“以钱折绢”等等，是为折变。

折变的本身不只是折腾了老百姓，更要命的是经手的官吏在折变过程中，利用其中的代差，是投机倒把的赚取了不少利益。

赵曦即位后，借用了后世大明的一条编税法，加上王安石及其儿子的才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税负之弊。

只是，当初国朝的商税只能占到整个朝廷税入的三四成，加上国朝三冗之弊未完全解决。赵曦也没敢做大的调整。

开荒减免农税的措施，却又被国朝产业发展给阻碍了……

这一次，赵曦令《时论》先造势，说白了，就是想借民意，尽最大可能的下调农税。

而富弼，也因为首次在内阁沟通不畅，配合着官家将调整农税之事刊登在抵报上。

这一天，正是工坊城扑卖的那一天……

也是在这一天，《时论》在不起眼的版面，刊登了一则关于国朝出现丁口贩卖市场的的新闻，并且搭配着朝廷关于禁止贩卖丁口的条令释义。